我爱大宋

如果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时空穿越，那么你最想去哪个朝代呢？

我最想去宋朝。

在许多人眼里，大唐帝国才是那个人人向往的王朝，它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文化包容和多元。而大宋生性懦弱，疆域狭小，常受外敌侵略欺侮。

因此，大家都想梦回唐朝。对宋朝，因其太文弱，常常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但如果比文明程度，大宋比其他王朝更为繁荣昌盛，更接近于现代。

难怪有中外学者研究完宋史后，认为宋代社会已经表现出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换句话说，原来“资本主义萌芽”这棵“芽”，不是在晚明“萌”出来的，早在宋代就“萌芽”了。宋代是我国近代化的启幕。

开放民主的制度体系

宋朝虽说也是封建社会，但宋代君主几乎是不可能搞什么“皇权专治”的。因为在法理上、制度上以及权利的结构上，都是行不通的。宋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放在历代王朝中，可以说是最为完备的。

约束皇权的力量有“祖宗家法”“条律”“国事”“中枢的权利结构”等。

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了一块石碑，石碑上书写了三行文字，第二行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如有背叛，天必殛之。这项誓约不仅保护了士大夫的人身安全，并鼓励士大夫大胆上书直言，即使有冒犯之处，也不会有“廷仗”之优。

宋朝自己人说：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如果君主行事不合法度，立即就会受到“公议”的抗争。皇帝想单独更改法令政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同时，对宋朝皇帝权力构成最有力约束的，是中枢的权力结构。

宋人说：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共治”二字，即体现了宋朝权力结构的一大特点。

皇帝尽管处于权力的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但天子仅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

国家的治理权由宰相机构来执掌。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皇帝是不可能专制的，否则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议。

因此在宋朝做官也是历朝历代最为幸福、最有尊严的，凡事大臣只要觉得有理，便能直抒己见，不必担心说错话，性命不保，还株连九族累及家人。

这里有个小故事：宋太祖曾经问宰相赵普：天下什么最大？赵普说：道理最大。即意味着皇帝不是最大，皇权也不是最大。皇帝不能代表道理。当皇帝不占理时，就要屈服于道理，屈服于匹夫。

接近于现代社会的城市文明

大宋子民是幸福的，那时候政府就为他们设立了城市公园、城市消防以及城市公租房制度。

宋朝人把公园称为郡圃或者州园，都是地方政府建设的园林。这些园林对公众开放，并不是私家园林。其他朝代也建有园林，但都是皇家或者私家园林，不准普通百姓游览。

而在宋朝，城市公园是一种普遍的公共设施。这跟宋朝人的执政观念有关，宋朝的执政者认为，老百姓有一个娱乐的地方，是政通人和的表现。

宋朝之后，地方政府便丧失了建造公园的积极性。因为他们认为，修建嬉游之所，纯属浪费，市民沉溺于游戏，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于是，宋朝式公园便没落下来，以致今天都未听说过宋朝居然有公园。

中国的第一只专业消防队也出现在宋朝，南宋的杭州的消防建设代表了宋代消防制度的最高水准。

南宋末有一个叫吴自牧的人，在《梦梁卢》写道，南宋杭州的的消防体系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侦查火警的警报设施，另一条是灭火队，他们是职业的，发生火灾后，由消防队伍来进行灭火。

宋朝这个专业的城市公共消防体系，在宋后便不复存在了。明清时期尽管也设有防火、灭火的机构，但要么专业性不够，要么公共性不足。

宋朝的房子虽然非常昂贵，但公租房租金低廉。如果我们能穿越到北宋的东京开封府看看，就会发现，当时不少官员都是租房客，也买不起房子。

因为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都城，人口规模最多十几万、几十万人，而北宋东京的常住人口超过了100万。

在北宋购买一套房子很难很难，可能一个小市民奋斗一辈子都买不起，但是，租房倒很容易。

宋政府向市场投放了一大批公共租赁房，这些公租房租金不到收入的十分之一。难怪《水浒传》里的武大郎卖个炊饼便能住得起一栋小楼房。

完善的福利制度

宋朝之前，历代王朝当然也有针对贫困人口的救济，但这些基本是临时性的救济，比如发生灾荒之后，政府会开仓赈灾，我们很难说这是福利制度。即使有救助，主要是由道教、佛教组织负责。

宋朝之后呢？宋代建立的绝大部分福利机构都作废了。明清时期大放异彩的是民间慈善组织。

唯独宋朝，由政府建成了一套全方位的、涵盖“生老病死”的国家福利制度。比如那时候就有胎养助产令，贫困家庭生下孩子无力抚养，官府要发钱救助；

建立“慈幼局”收养弃婴和孤儿；

设立“居养院”为60岁以上孤寡老人养老；

设立“安济坊”为贫困病人免费治疗；

建成福利公墓，即“漏泽园”，收养没有亲属或者贫困家庭过世的死者，还聘请僧人主持、管理，为亡人超度。

发达的工商业

大宋有别于其它王朝的一个特点，就是政府非常重视经济建设，工商业很繁华。

在财政收入结构中，工商税与官营企业的营利性收入首次超过了农业税，占70%以上。

宋朝设有“监”，用“监”来命名行政区，类似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开发区，这是宋代特有的现象。

除此之外，宋朝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设立了很多负责管理经济事务的部门，宋朝人用“务”来命名这类经济部门，负责管理当地的经济事务，这些“务”都配有专职的经济官员。

比如，写“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写“爱莲说”的周敦颐，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以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都当过征收盐税、酒税等的经济官。

宋政府每年对他们进行考核，主要考核他们的经济绩效。超额完成年度指标的官员与工作人员，会获得物质奖励。

从设立经济开发区，到设立经济部门，配置经济官员，我们明显感觉到宋朝的重商色彩。政府将征税的重点由农业税转移到工商税上。

为什么宋朝那么热衷于搞工商业？主要是迫于财政压力。

宋朝的开支非常庞大，养兵、政府购买物资、国家雇佣劳动力、发现社会福利等都需要钱。

如果仅靠传统的农业税，是不足以维持的，政府必须将征税的重点转到非农业税上。

为此，宋政府大力发展工商业。

由此可见，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在宋朝便能见其雏形了。其无疑比其他朝代更为民主、自由，文明、富裕。

大宋，怎不令人心生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