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艺术的一点省思

关于当代艺术的一点省思王文杰

最近，央美毕业展上一件作品《超级蜂巢》（堆砌的“废纸箱”）引爆网议，有人吐槽为垃圾，有人赞之为创意，吵吵嚷嚷，众说纷纭。我也来凑个热闹，谈点浅见，但我并非要对《超级蜂巢》评头论足，而是借此契机，对“当代艺术”作一点省思。

“当代艺术”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现在艺术界中的年轻人似乎人人言必称当代，仿佛不当代就意味着落伍。但恰恰是因为“当代艺术”的歧义性、模糊性，他们在使用这个词时就会莫衷一是，在实践所谓当代艺术时，就显得五花八门。他们往往迷失于当代艺术中，缺乏自省和批判。而“当代艺术”溯其源头，恰在于它的“批判性”。

“当代艺术”某种意义上是对现代性的批判。现代艺术大体源于尼采的主张和影响。尼采高呼“上帝之死”的口号振聋发聩，意味着“人”的出场。人成为自身的主体，也成为世界的主体，主体得到极度张扬，故尼采又自称“我就是太阳”，现代艺术就是在这种极端个性化、主体化中得到宣泄和表现。当后现代理论家福科高呼“人之死”时，一方面是针对政体的规训与惩戒，一方面也是针对尼采的“人的主体性的高扬”。所以后现代艺术，某种意义上也即是当代艺术的登场语境，是西方普遍进入“主体性的黄昏”。当代艺术的另一个源头是弗莱、贝尔的形式主义理论的出现。形式主义讲求纯粹审美，把形式和质料作为艺术的首要因子。而置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目的、动力”四因于不顾，主张艺术可以脱离对象和语义进行媒介语法学的实验和游戏。当代艺术中一些抽象主义、极简主义等艺术也是在形式主义里打转和游戏。

由此，杜尚的“小便池”就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抽象艺术则可以风行。如果说杜尚和前期一些当代艺术家是认真的，试图通过语境的转换，而将日常生活中的现成品转变成艺术品，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填平它们之间的鸿沟，而赋予新的语义和传达，那么后来一些所谓的当代艺术就渐行渐远，终至于走进死胡同，甚至越出艺术的底线，而玩得令人作呕。

当代艺术的逻辑延续了黑格尔的绘画终将死亡论。于是，曾经一度“绘画死了”的言说甚嚣尘上。“达达”无异于给绘画下了一纸最后的审判，但没人执行，便成一纸空文。绘画还活着，现在看来它在世界范围内虽曾遇到瓶颈，却还活得好好的。

反过来再看“当代艺术”。在西方，人们又开始了以当代艺术的“自省和批判”精神对当代艺术自身进行“自省与批判”。有温度的绘画重回人们的视野，甚至这些绘画有很强的介入感、现实感。而中国的很多年轻学子，以追潮为目的，随波逐流地玩当代，步人家后尘，东施效颦，拾人牙慧，良知坎陷，落入大坑，其作品的效果或后果可想而知。

其实西方的艺术们也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艺术传达，理论家们也在不断思索新艺术的可能。从“主体性的黄昏”到哈贝马斯等人的“主体间性”的探讨，再到朗西埃通过审美共同体的构想探究感性何以被形塑的社会政治成因，建立了后当代美学与政治的同构性关联并为同时代的当代批判理论家开拓了新的思考视域，以及阿甘本、奈格里和哈特基于生命内在性层面的阐释，生成了不同于朗西埃感性政治的思考进路，以生命潜能作为核心机制激活审美共同体的多维度阐发，进而以不同的审美共同体批判、丰盈和拓展了对当代政治美学的理解向度。由此可见，当代艺术理念是发展的、变化的，而不是概念的、僵滞的。

我看了近期不少人的过于偏激的言论，写下这篇文章并非出于折中的想法，而是希望以发展的眼光、辩证的眼光看待当代艺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本同然，世界本同然。爱美恶丑的审美共同体，追求的是和而不同的多元艺术。中国的当代艺术要从东方美学的立场去审思和实践，从传统中汲取资源，从未来发展和走向上去定位，创造适应民族的审美共同体需求的艺术。那么当代艺术或者后当代艺术才能真正地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