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作为多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自元代以来，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发展，并与本土的民族文化相碰撞、融汇，使云南的历史文化呈现多元、兴盛的特色，也培育了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人。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说明一个问题，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科举制度始创于隋朝，延续至清末，长达1300多年之久。在这漫长的1300多年中，云南从未产生过一位状元。历史的真实告诉我们，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因为它不符合云南历史文化发展的客观事实。
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云南历史上曾产生过三位“状元”。当然这三位“状元”，都有一种特殊情况，需要加以说明。
云南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产生于明代嘉靖十一年（1532年），他的名字叫李启东，云南楚雄人。据倪蜕《滇云历年传》记载，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年），云南乡试有34人中举。次年，中举者赴京参加会试，有6人考中进士。在随后的殿试中，李启东考中“一甲一名”，这就应该是状元。李启东的状元是当之无愧的，距今已有476年，时间是比较早的。可是，当殿试成绩名录进呈御览时，明世宗朱厚熜却将本应点为状元的李启东，以莫名其妙的“云南边方”为由，将李启东抑置为“二甲一名”。于是，这位理所当然的状元，却夭折了。对云南的歧视，实际来自明代中央。
云南历史上的第二位“状元”，产生于清代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的名字叫骆成骧，原籍云南会泽。骆成骧于光绪二十一年，会试得中，旋参加殿试，被光绪皇帝载湉“钦定第一”，成为状元。这是名副其实的状元，然而这位原籍云南会泽的骆成骧，却算到了四川资州（今资中）籍的头上。因骆成骧虽原籍云南会泽，姓李，因家贫，在骆成骧七岁时，碰上四川资州人骆腾焕夫妇来会泽经商，骆之李姓父亲便将骆成骧过继给骆腾焕，改名骆成骧，随后即随骆腾焕到四川，先后在资州、成都求学，于是后来便成了四川资州籍的状元了。然而这位名副其实的状元，原籍确是云南会泽。
云南历史上的第三位“状元”，产生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的名字叫袁嘉谷（1872－1937年），字树五，号树圃，晚年称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1903年6月，应经济特科考试，获得经济特科状元，后受清政府委任于浙江提学使。辛亥革命之后因国运巨变而失业，由浙江返回故里，在云南大学(旧时称东陆大学)执教十余年。袁嘉谷为近代云南文化名人，是云南独一无二的全国状元。
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袁嘉谷，获得的是“经济特科状元”，可说是"末代状元"了。此一称号以传统科举来细论较劲，真有点"名响不亮"的微凉意思。因为，它属于是非传统的科举考试状元。所以，在清朝文状元名单上并没有收录袁嘉谷的名字。1903年，清朝举行了最后一次传统的殿试，状元却为山东潍县人王寿彭。这就等于说，云南的袁嘉谷属于拿了第一名，却是没颁发金牌的一位冠军。
"拿了冠军不给金牌"，自然有好几丝遗憾。但无论如何，在边疆云南人民的心目中，袁嘉谷弥补了“云南不点状元”的空白，他乃然是云南人民心中“史上唯一的状元”。
袁树五先生像，由张希鲁先生所题跋
袁嘉谷家也曾是经营普洱茶的茶商，因注重文化上的熏染与传统道则。袁嘉谷的故居老宅离石屏孔庙不足50米的距离。石屏商人很懂得顺应世事与把握商业时机。清代时期，普洱茶的主流消费群体是北京城里的上流官员与各地显赫富贵。石屏人谙熟此商道上的经营，一直控制着普洱茶商贸远行的发财致富路。所以，易武的老字号茶庄清一色为石屏商人，诸如车顺号、宋聘号、福元昌等等。至于袁嘉谷家产业中经营什么牌子的普洱茶就难以考证了。但以他的故居来论证，就是位于云南石屏县城异龙镇南正街。那一所清代木结构楼房建筑的老宅院，虽说不上大富显贵。但如以规模论计，却也相当于现今时代的暴发资本家。
现今"星期"一词的由来，便属于袁嘉谷的原创作品。在1909年，编译图书局为跟上新时代，设立了一个机构“编订名词馆”，负责规范教科书中的各类名词术语。袁嘉谷参与确定了诸多现今仍在使用的译名词汇。当时国内刚实行七天一周制，西方国家统称“礼拜”，而清政府采用了“日、月、火、水、木、金、土”，称做“七曜日”。袁嘉谷认为此法过于笨拙，使用起来扱为不便，在他的建议下，将一周制定为“星期”。从此我国便有了以星期为周记的名称。
1909年12月，袁嘉谷调任浙江提学使兼布政使。此职位相当于浙江省主管文化教育的副省长。初来乍到，便遇上了浙江高级师范学堂“闹学潮”的事件。在此次事件中，遇到一位颇为棘手的学潮领袖，此人的名字叫周树人。他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周树人是何许人也？满脑子的革命与造反思想，简直就是一枚革命的定时炸弹，就差拿上枪杠子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二枪。因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师生们革命情绪澎湃益增，拒绝学堂监督（校长）夏震武规定的“拜谒孔圣”强制性的封建礼制，因而遭受集体解除教职。学堂们师生们由此而集体罢课四处上访。袁嘉谷闻讯，考量了世事的变通与疏理，将所谓的监督一职收回，由本司暂行代理。罢免了夏震武，恢复鲁迅等二十五人教师职位，并向他们一一发回聘书，让其重返教坛。
云南历史上出现过三个特殊的“状元”，从一个侧面说明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文化并不是很落后的。这一点也可以从位居全国第二的孔庙———“建水文庙”得到印证。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创于隋朝，延续至清末，长达1300年之久。在这1300年之间，人们的印象里，云南从未出现过一位状元，以此说明处于极边之地的云南，文化非常落后。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云南历史上曾出现过三位“状元”。说明历史上的云南，文化丰富多彩，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落后。
话说公元1903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云南朋友圈发生了一件大事。从来“不点状元”的西南偏荒之地，终于出了一名状元。 消息从京城传来，四方轰动，人们将拓东路上的“聚奎楼”改为“状元楼”，由总督魏光焘手书“大魁天下”一匾高悬楼上。之后状元公衣锦还乡、登上高楼，感慨万千。他就是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袁嘉谷。
袁嘉谷的一生，留过洋（日本）、做过地方大员（浙江布政使），当过教授（云南大学）。在疾风暴雨的时代变革中，“人各行其心之所安”，远离漩涡，埋头治学，为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从清朝状元到近代教授，古今仅此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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