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来到哥廷根大学医学院以后，除了筹建实验室以外，很快就参与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鉴于我在这之前已经在瑞士、英国和瑞典积累了很多教学经验，所里给我安排了不少课程，除了上大课以外，我还直接参与教学实验课和专题讨论班的教学。
哥廷根大学医学院每学期招收三百多名本科学生。上大课时，教堂里密密麻麻地坐满了，那些听课的学生可能认识我，可是我不可能认识所有的学生。可是，教学实验课和专题讨论班一般将学生分成约二十名学生不等的小班，所以在这些小范围、面对面的教学活动里我有机会认识很多学生。
德国大学十分强调“科研自由”以及“教学自由”，每个学科虽然都有各自的教学大纲，但是一般不强制规定每个教师的具体讲课内容和方式。也就是说，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每个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风格和作风来决定自己讲课的内容和方式。
为了方便相互间的了解，每个学期开始时我都在自己负责的班里安排一段“自我介绍”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每个人都可以简单地作一个自我介绍：自己在哪里出生？上大学前来自哪个城市？自己以前除了上学以外还有什么实际经验？为什么要学医？到了哥廷根大学医学院上大学以后自己对“医学”的理解是否有所改变？
通过他们的自我介绍我了解到，这些学生来自天南地北，差不多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学生来自德国以外的国家，另外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德国学生，一部分来自西德，另一部分来自东德。
在接触了一些学生以后，我很快地发现自己基本上不用听他们介绍就能十分准确地辨别出哪些学生来自西德，哪些学生来自东德或者其它国家！
在惊讶之余，我开始暗暗地琢磨，自己到底凭什么来区别来自东德和西德的学生呢？
凭着他们说话的口音吗？好像不对！
虽然德国各地都有各自的方言，我也基本上能够辨别德语的方言。可是，那些学生在交谈中基本上都说“标准德语”，表露方言的机会不多，所以我并不能按照他们的口音来判断。
仔细思考以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些来自东德和西德的学生不仅仅在外表衣着上，在举止神态上，而且在提问回答，甚至在思考推理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1996年，两德统一才六年，“东德”和“西德”还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历史延续。那些来自东德的学生最起码都在“东德的教育体系内”上了小学和初中，甚至高中毕业。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掌握了跟西德学生相同的数理化知识，但是他们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却跟西德学生决然不同。
来自西德的学生一般不很讲究衣着，比较随便，他们爱好Ｔ恤衫、牛仔裤和运动鞋。他们的发型千姿百态，经常给人一种“一切顺其自然”的感觉；
来自东德的学生对衣着比较讲究，他们更愿意穿熨平的衬衫、西装裤和皮鞋。他们的发型都比较保守，似乎出自同一类理发师，经常给人一种“出自三十年代”的感觉；
最显著的是那几位来自南斯拉夫、波兰或苏联的学生，男生们也愿意穿熨平的衬衫、西装裤和皮鞋。他们的发型都十分挺括，不仅仅理发、吹风，而且常常涂上发油。女生们更愿意穿漂亮的花边衬衫、裙子，高跟鞋，而且不难看出她们每天来上课前都经过精心地化妆，经常给人一种“貌似意大利电影明星”的感觉。
在德国，考入大学医学院的分数线是所有学科中最高的，所以我班里的学生几乎都是各地学校的“高考状元”，正因如此，很多学生似乎都显露出一种内在的自信。
一些（并非所有）来自西德的学生在谈吐中时常显露出一种傲慢，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曾经的“丰功伟绩”。假如考试成绩不理想，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第二反应是找“寻外界原因”。对待这些学生，你不仅仅需要耐心，有时也需要一些窍门。
相比之下，来自东德的学生一般都比较谦虚低调，他们不愿意，甚至害怕在大庭广众下过分显露，都属于“听话的好学生”。
为了帮助学生去理解和引导他们去分析神经生理和病理中很多现象，我经常喜欢向他们提出一些“开放型的问题”，希望他们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能够敞开自己的思路，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来探讨问题。
那些来自东德的学生比较循规蹈矩，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寻找答案，所以不善于“开放型的讨论”；而来自西德的学生却很喜欢参加这种讨论，觉得自己大有用武之地。在这种场面上，经常积极发言的更多是来自西德的学生，我必须鼓励东德学生积极参加讨论。
总之，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不仅仅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发现东德、西德的学生喜欢各自聚在一起，似乎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在他们之间缺乏理解，依然存在着一道无形的界线。
为此我决定在每学期考试结束以后，组织同学一起在席勒草坪搞一次庆祝学期结束的课外活动，希望让这些同学除了共同学习之外，也有机会相互了解各自的生活经历和想法，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
席勒草坪（Schillerwiese）是哥廷根1905年为了纪念著名诗人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逝世100周年而建立的花园。
著名的中国学者季羡林曾经在他的《留德十年》书中这么描写席勒草坪：“……一到星期日，当时住在哥廷根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就不约而同地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绿草地去会面。这片草地终年绿草如茵，周围古木参天，东面靠山，山上也是树木繁茂，大森林长宽各几十里。山中颇有一些名胜，比如俾斯麦塔，高踞山巅，登临一望，全城尽收眼底……”
坐在席勒草坪，我给大家出了一道题：每个人都给大家讲一段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于是，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叙述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一位来自东德的学生津津有味地谈起了自己戴着红领巾去“少年宫”参加兴趣小组活动的经历。他的话音未落，另一位学生马上接过话题，也讲起了自己在少年宫的故事……
最后我们发现，所有来自东德、南斯拉夫、波兰以及苏联的学生，包括来自中国的我，都各有自己的“少年宫的经历”，也都戴过“红领巾”。
当我们津津有味地谈到这些经历的时候，那些来自西德的学生都专心地听着，却插不上话。
接着，一位出生在原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的同学向我们讲诉了自己的一段悲惨的经历。
上世纪90年代初，波黑发生了地方种族武力冲突，战火也蔓延到了他的家乡萨拉热窝，最后成为了全面性战争。为了逃离战火，他父亲带着全家和叔叔一起徒步向北方的奥地利逃亡。在逃亡的路上，不时地有人开枪，他们也不时地听到远近处炸弹的爆炸声。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又强忍着眼泪哽咽地继续叙述：在逃亡的路上，他父亲不幸被一颗飞弹击中而马上身亡。
不管在场的其他同学来自哪一个国家，在座的大多数同学都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谁都没有经历过战争。正因如此，这位同学叙述的逃亡途中的很多悲惨的细节，让大家感到十分震撼！
大家鸦雀无声，很多同学都含着眼泪继续倾听他的叙述。
面临着四周的战火，他们只能在逃难途中的伙伴们的帮助下草草地埋葬了自己父亲。然后，为了逃避战火，他们不得不改变原来的途径，离开了那些毫无遮掩的公路，徒步走进阿尔卑斯山岭中的深林里，在树木的保护下不断地向北方逃亡，最终到达了奥地利边界。
在奥地利的难民收容所，所有的难民都必须注册登记并接受检查，然后按照欧盟内部的名额分配遣送到不同的欧盟国家。
于是，他们全家也被迫分开。他妈妈和两位姐妹被遣送到奥地利的一个小城，而他叔叔带着他和弟弟来到了德国哥廷根附近的弗里德兰难民收养所（Friedland）。
到达哥廷根的时侯，他年仅十四岁，弟弟才十二岁，他们虽然已经学过英语，但从来没有学过德语。学了一年德语以后，他进入了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中学，咬紧牙关勤奋学习，最后顺利地完成了初中课程。
进入高中以后，他选择了化学和生物学作为重点学科，更加努力学习，最后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毕业考试，名列全校的前茅。以后他被哥廷根大学医学院录取。
对在场的所有人来说，席勒草坪上的相互叙述给每个人都上了一堂十分重要的课，它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关心和理解他人的经历和想法，更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去尊重他人的思想和感受。
对这些未来的医生们来说，这堂课尤为重要，让他们学会了换位思考！
在哥廷根大学医学院工作的十几年中，我年复一年地给几百个学生上了不同的课程，也年复一年地举办了不同次数的“自我介绍”和“席勒草坪”活动。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随着年月的流逝，“东德”和“西德”学生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地减弱，他们所叙述的“小时候的经历”越来越相似，他们之间的那道无形的界线似乎也慢慢地不复存在了。
在我离开哥廷根的那一年，医学院所有本科生几乎都是在“联邦德国的教育体系内”成长起来的，我再也无法直观地辨别出哪些学生来自“西德”，哪些学生来自“东德”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西两德统一已经进入了一条不可逆反的正轨！
即便现在的德国依然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但是“东德”和“西德”早已成为德国的一段历史，而哥廷根也早已不再是一座闭塞的边境小城了！
【完】
（文中照片部分是作者本人的作品，其它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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