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打碎敲
2019-6-142018年12日18日，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四十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奋斗者！
四十年前，我在做什么？
1978年，我将穿了八年的蓝裤子换成了整身儿的国防绿，来到了重新恢复组建的解放军政治学院。
从小小县城回到首都北京，从基层连队步入兵团级领导机关，从机库厂房走向宏伟气派的办公大楼，从狭小的飞机机舱坐进宽敞明亮的办公室…… 梦幻般的跨越仿佛就那么一眨眼、一瞬间。
望着大院办公楼前那尊巨型花岗岩主席塑像，清楚的记得文革初期落成时叫做“无产者”的群众组织高举红旗沿街散发传单海报时的情景。
身为十一学校小学生的我手持海报专程前来瞻仰，见到了这尊让我至今仍然认为是最为传神的主席雕像，也因此从小就知道了这个大院，并对这座“讲政治”的大院产生出一丝神秘与敬畏。
十年后，这里成为我工作生活的地方。
主席塑像与其身后的办公大楼成为大院地标性建筑。
青砖、琉璃瓦，明黄色的主色调，宫殿般的雄伟与庄重突现着大单位的气势与尊严。每当李谷一老师唱到“红墙碧瓦太和殿”时就会让我不由自主的联想到它。
面对如此气度不凡的办公大楼，不能不让你产生出无比的自豪与激动。
整栋大楼又似是一件放大了的艺术品，雕梁画栋的结构装饰将50年代建设者们的工匠精神展现的淋漓尽致，古建筑精美的绘画雕刻与现代建筑的功能设计完美结合，华贵典雅，古朴厚重。
此时的我又难免忐忑不安：大军区级单位，我一个小小的空军地勤，来干什么？
宽阔的楼道和高大的建筑空间更让局促不安的自己感觉着渺小。
缓缓走上三楼，值班室里坐着一位比我们的厂长更象领导的老同志。
那个时代的“三点红”，只能从面相和气质上判断可能的职位。待我知道这是一位老秘书时更为吃惊，和他们一起共事，毫无经验的我能胜任这里的工作吗？
好在大机关里有小事，才让我这个不是笔杆子出身，年龄和级别都是垫底的机关新人有了立足之地。
那几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管文件、办杂事，参观游览、助民劳动、分发票证等杂活儿小事儿都是我的。
还管过待业青年，负责过来信来访和几名老职工的平反落实政策……
那个时候的活动特别的多，有学校自己的、驻京部队的、北京市政府统一安排再通过总部布置下达的 ⋯ 参加人员是教职员工全覆盖，特别是有学员参加时，动辄十几台大轿车同时出动，甚是壮观。
好在那个时候仗着年青，可以说是“无家一身轻”。又喜欢跑跑颠颠，兴趣迎合着工作，活动过程中时不时的也能冒出点小小的成就感，年终总结时那句“热爱本职工作”的官话套话绝对也是真心话。
虽说是小事儿杂活儿，确也能积攒点儿人气儿，院儿里大人小孩儿很多人因此知道了机关里有我这么个小人物，包括连队的小战士，只要看到单位牌照的小汽车，招一下手一般都能搭上一段。
“官最小，感觉最好”，是我真实的心理状态。
那几年 ……
🔺闲置多年即将转隶的行政楼背影
正兵团
一报到就让我长了见识，区区几十人的政治机关，居然和数万人之众的军区空军、海军舰队同一个级别：正兵团！
掌门人张少虹主任是37年参军入伍的老革命，行政八级的开国将军。
张主任青年时期即年少有为，21岁任团政委，27岁时己是正师职领导干部，30岁出任空军第六航空学校政委，我的老部队。
在六位大部领导中，他职务、级别和曾经的军衔都是老大，年龄却排行第五，难怪当年他在因病离职休养的告别会上听到一位老副主任带着浓重的乡音说他“因劳成疾”时，将“劳”听成了“老”，马上插话打断说：“我可是不老啊！” 言外之意，“比你们几位还差着几岁呢”。
张主任每天晚上都会来办公室，不是看文件，就是和公务班小战士们打会儿乒乓球。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时常挂着微笑，但却总能让人感觉到不怒而威。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那象主席一样向后梳着的发型和脚上的一双草鞋，一看就是个老八路。
总是风尘仆仆的老伴秦阿姨是学校印刷厂的支部书记，一天我们在路上遇见了她，藏青色的呢子外套五颗扣子仅剩下了两颗，三朵线头随风飘动着。秦阿姨边用手摘边叹着气说，整天忙忙叨叨的，扣子都没时间钉。对了，你们谁能买到大衣柜呀？冬天的衣服都没地方放。
那个时期物资供应相对匮乏，大衣柜就属于紧俏商品，凭票供应，领了结婚证才有资格申请一张，兵团级领导也无例外。
去过首长家，确实如此。群众口中的“将军楼”内除了公家配发的简单家具外基本没什么摆设。配发的家具根本不够用，就在通往二楼的楼梯拐角处放着两把木椅子，冬天的棉衣棉被就那么高高的摞在上面，用报纸和床单简单遮盖着。
文学作品里常见描写县太爷的耀武扬威和夫人穿金戴银的奢侈生活，现实生活中这可是比其不知高出多少级的正兵团啊！
有一年我陪同学校领导去给离开领导岗位的老主任拜年，当送上红包时他问道：
“这是什么？”
“是红包，就是钱！” 我们说。
“我们缺的可不是钱啊！” 随手将红包扔到了一边。
还有一年春节，己是军委领导的老部下去他家拜年，带去的礼物就是一袋子山东老家的红薯。
什么叫艰苦奋斗，这才是老革命的传统作风，君子之交淡如水。
其实，那个时代的领导干部大多如此。
🔺前排中为张少虹主任，任空军六航校政委时的合影
我任职首长秘书期间，首长虽贵为学校领导，家中卧室的墙上却打着补丁。壁纸开裂了，就用打包用的胶带纸粘，再裂再粘。透明的还稍好一点，黄色的就象是一块块膏药贴在了墙上，实在不雅观。
床上的枕巾是中间磨出了洞，就从中间剪开再将两头缝在一起继续使用，我们小干部当中也没见几个这么“省”的。也怪不得上任之初保健医生特别提醒我说，首长家的二楼这么多年就没让她上去过。听的出弦外之音是“好东西都在楼上，不定怎样的高级呢”。
我恪守着秘书之道，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坚决不看。直到有一天二楼营房出了问题我不得不上去时，竟然产生出即将揭开神密面纱的兴奋。
当我小心翼翼的上到二楼时出现的震惊却是大失所望。虽然之前精神准备中的“高级”也并非“金碧辉煌”，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竟会是如此的“不堪入目”。
首长夫人孔阿姨是南方某省省会城市纪委领导，在北京无法安排相应职务，只得两地分居，直到看到首长因劳累过度发着高烧，大夏天还裹着军大衣主持会议时，不得不作出牺牲，提前离开了自己的领导岗位。
到北京后除了工作无法安排，相应的医疗待遇也不能对接。
“要是在我们那里，孔书记只要把她的小红本子(保健证)往医院桌子上面这么一拍，全市任何一家医院都必须老老实实的优先看病，然后再到市委统一结算，孔书记自己管都不要管”。
原单位来的一位女同志边说边形象的比划着动作，“孔书记在北京看病怎么就这么难？！”
同样令她们不解的是，曾为总后领导的首长却从未出面为老伴解决这一实际问题。
这就是我近距离接触最多的两位德高望重的兵团级以上领导。
1988年，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军官职务等级编制中正式取消兵团职，原正兵团职领导划为副大区职，副兵团职领导则划到正军职。1992年4月，兵团级从军队的编制体制中也被正式取消，兵团级单位或套改为副大区级，或降为正军级。
随着部队的历次体制编制调整，学校机关也逐渐调整为正军级和现在的副军级。
🔺曾经的“将军楼”
克朗棋
我们的机关犹如五个融洽的小家庭(组干宣保秘)组成的一个和谐大家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是他的真实写照。
从张主任开始，半数以上的机关工作人员都是新近从全军各部队选调而来，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虽说是由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新人组成，却很快的拧成了一股绳，各项工作有序展开。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既得益于首长们的正确领导和全体人员的整体素质，还有一块小小的“克朗棋”盘功不可没。
那个时期的娱乐设施很少，所以克朗棋在70年代非常流行，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健身运动，既可使眼、脑、手脚协调灵活，又能在站立、走动、弯腰、挥臂中得到活动锻炼。
又由于它的小巧和轻便，很快就进入了我们的办公室，发挥着娱乐和健身的作用。
小小棋盘很快就将几个二级部的同事们联系在了一起。每当工间休息的号音响起，同事们就会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不约而同的汇聚到我们的办公室。
捷足先登者挥杆上阵，迟来一步的也不甘寂寞，“擦边、回力、反弹…… 来个穿糖葫芦！ ” 一边支着招儿，一边用自创的名词术语指导着技战术动作。
我们的办公室不知不觉中成为大家释放压力，缓解疲劳的地方，在欢声笑语中增进着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工间休息，其乐融融
克朗棋因棋子与棋盘碰撞发出的声响而得名，清脆响亮的“克朗”声令游戏者兴奋，同时又难免成为另一部分人耳边的噪音。
一天我们几人激战正酣舍不得罢手，分出胜负之时己经过了上班的钟点，待我们打扫完战场刚走出办公室，远远看见学院谢有法政委(行政六级的开国中将)正从走廊的另一头走来。
谢政委边走边四处张望，嘴里念叨着，“哪里来的声音？”
首长秘书事后告诉我们，原来是上班号响过之后，谢政委听到头顶上仍有恼人的噪音，就亲自上楼寻找“声源”。结果通往三层的东边楼梯门被锁上了，只能绕回到中间楼梯走了上来。
当时锁门主要是防止人们从东边楼梯上上下下影响首长办公，没想到却阴差阳错的保护了一回自己。
我们打克朗棋的地方在三楼东头，位于谢政委办公室的侧上方。要不是谢政委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儿，正好就被抓了“现行”。
我们几个吐了吐舌头，低着头走了过去。
第二天我们将克朗棋转移到了四楼宣传部，继续发挥着它的联谊作用与娱乐功能。
克朗棋后来又被称为康乐棋，逐渐被台球取代，玩的人已经不多了。
在院校，象谢政委这样的大军区级单位主官过问芝麻小事儿也不算是新鲜事。
成立国防大学后，一天我在校值班室值班，只见邢世忠校长出现在值班室门前，似有话说。我马上站了起来，等待首长指示。校长犹豫了一下，说道： “李秘书，这楼上的厕所归谁管？”
我一下子搞不清楚校长的真实意思，“ 这 ……”
“我想不管归谁管也不应该归我这个校长直接管吧？” 校长紧接着的这句话让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
随后校长走到厕所，指着蹲坑上的水箱说，“一直在漏水，这么大的声音就没人听的见？还要等我来解决？”
那时校领导的办公地点叫六号楼，军事学院建院初期的老建筑，与教研室楼顺着排下来，没什么两样。楼不高，房间不大，外形也没什么特点，就好象是范伟的经典台词，军、政两院的办公楼，“差距乍就那么大呢？” 远不如原政治学院行政楼，与新建的教学楼、图书馆、训练模拟中心等更是无法比拟，甚至不如学员宿舍。首长办公室没有卫生间，还要和公务班使用同一个公共厕所，也是没有办法。
我将情况报告了校办领导，领导除了通知维修队检修外，作出了上班时间公务班不得使用本层卫生间的规定。
引起校首长亲自过问的，又是恼人的噪音。
如今的办公大楼己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学校现代化办公大楼
在空军时广东老兵擅长的羽毛球和排球让我也玩上了瘾，到北京后总是手心发痒，就在行政楼前的空地和后门外的小马路上分别画了一块排球场和羽毛球场，下班后同样吸引了众人参预。
可能是这两项运动的技术含量比克朗棋要高，又可能是由于许多同事的家属纷纷随军进京，家事渐多，排球场上不久就凑不齐人了，冷清夭折，羽毛球也只有我和组织部王干事坚持的最好。
那两年自我感觉球技大有提高，手腕灵活，吊打自如，特别是恰到好处的网前小球更是得意之作。
当年年青，也确实没在院里见到过什么高手，如果那时参加个校内比赛，曾吹牛说打遍全院无敌手。
后来到学员队工作，又将公务员培养成了羽毛球爱好者，他的大力扣杀最后让我也感觉头疼。
有一年队里办读书班，休息时参加学习的老杜要与我来一局，当他被迫打出一个网前高球时我迅速上前跳起扣杀。
一般情况下这种球肯定会被重重的打死，对手也会放弃抵抗。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击球的瞬间老杜突然冲了上来，蹲下身子，仰面朝天要接我的扣球！
塑料羽毛球的速度更快，球头更硬。手起球落，重重的打在了老杜的眼镜上。“呯”的一声爆响，镜片粉碎，只剩下空空的镜框。我当场吓出一身冷汗，围观的人也惊呆了，老杜的眼睛……？？
只见老杜慢慢的站了起来，摘下了眼镜……啊！眼睛没事！
幸亏他戴着厚厚的眼镜，又幸亏裂爆的镜片完全是向外崩的，否则我将自责一辈子。
羽毛球成为我坚持时间最长的运动爱好。
🔺行政楼后的水泥砖路曾是我们的羽毛球场，当年挂羽毛球网的两棵小树如今一个人已经抱不过来了
露天游泳池在当年是很多单位的标配，政治学院就有一个标准长度的，在大院东北角，虽近在咫尺非常方便，会游泳的人却不是很多。
有一年举行游泳比赛，可是为难了我一阵儿。机关里年龄偏大的多，很多还是旱鸭子，好不容易才把队伍勉强拉了起来。
比赛之前我为我们的选手每人准备了一块平时舍不得吃的巧克力，既为鼓励，又寄希望它能快速增加体力，产生出“兴奋剂”的效果。
来自海军的杨干事被大伙寄以厚望。
只见他从深水区入水，似乎玩起了花样，五十米的距离竟然用了三种姿势。先是四肢并用手忙脚乱的蛙式，继而翻转身来，又来了一段不用手，只用两条腿胡蹬乱踹的仰泳，到了浅水区干脆站了起来，在一片呐喊加油声中一步步的走到了终点。
这时大伙才突然反应过来，哪里有什么花拳绣腿，整个一个体力不支呀！
赛后杨干事“报怨”说，哪有下水之前才发巧克力的，不但不能增加体力，反而是吃胀了肚子，增加阻力啊！
游泳池后来因为渗水严重而关闭，当了一段料场后填平盖楼了。
🔺学校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内设游泳馆
两院合并后在红山口校区建成了现代化的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内设游泳馆，设施先进，条件一流。
06年再次举行游泳比赛时我又犯了难，当时仅有二十人的学员队伍却要组织起十一个人的代表队，十名参赛选手，一名领队兼替补。
二十名学员中有年龄偏大的，有不习水性的，还有两位是女同胞，十八位男同学中百分之61·111… 的要被拉下水。
领队好选，队员难凑。最后的结果是动员出了百分之五十，九人答应出战。领队是旱鸭子，兼任不了替补，只做专职。
实在没办法了，又不准备弃权，只好打起两员女将的主意，反正是与研究生和参谋班的小年青们同池竞技，仅为参与，就没打算拿名次。
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林同学竟然爽快的答应了！
🔺我们的游泳团体混合队
比赛前我将我队的这一组成方式告诉了主办者，本意是为本次比赛提供一些花絮素材，顺便表示出我们的重视和诚意。
没想到这位主任竟然近乎紧张的说，他要征得各队的同意之后才行。
女子比赛如果上来个大老爷们儿，不用问，当场就得给他轰了下去。男子比赛项目里掺个女的，还是年过半百的大妈，对手应该偷着乐才对呀！
这样的答复真不知应该是可气还是可笑。
比赛开始后我队很快就被对手拉开了距离，待到林同学的最后一棒时，其他各队均己结束了比赛，集中在终点等待宣布名次，偌大的泳池成为林同学的个人秀表演专场。
众目睽睽之下，只见她从容入水，悠闲自如的游完了全程，完美实现了重在参与的既定目标，心理素质十分强悍！
🔺仅剩林同学一人的赛场
除了体育比赛中的男女混合项目（如乒、羽球的混双比赛等），象我队这种女选手加入到男子团体比赛中的“混合队”，会不会是“蝎子粑粑，独(毒)一份”呀？
学校游泳馆我总共去游了不超过三次，一是本身兴致不高，再就是人也太多，下饺子似的。
内参片
大院的第三处地标性建筑非礼堂莫属。
上下两层，2300多个座位，在当年也是属一属二的“大”礼堂。
曾经有“政治学院礼堂是总后礼堂第三层”的传闻，说的是被誉为“小人民大会堂”的总后礼堂曾经差一点夭折。
那一年敬爱的周总理外出视察工作，在专机上看到了正在建设中的总后礼堂工地，很是吃惊。
新中国刚刚成立，又是抗美援朝期间，却有如此奢华的建筑雏形。随即报请毛主席，批评了总后领导，砍掉设计中的第三层，以缩减下来的经费和材料，修建了政治学院礼堂。
不知是历史史料，还是杜撰的故事。
礼堂承载着我四十年来的美好回忆：看电影、听报告、欣赏文艺演出、春节团拜大联欢…… 还有一次无票被“抓”的经历。
初识礼堂，既惊讶于它的宏伟，更惊讶于有幸看到的“内参片”。
“内参片”，顾名思义就是只为领导和特定人群专享的“内部参考影片”。
在那封闭和文化饥渴的年代，大院和内部礼堂这个特殊的放映空间，给70年代的“内参电影” 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让普通的文化产品附加上“禁忌”、“特权”、“窥视”等中国元素，除了部分工作需要，更被视为福利和待遇，绝对的稀缺资源，一票难求。
昨天还是杨子荣、地道战、“高大全”的思维定式，转眼间就是“山本五十六”、“罗马之战”、“女人比男人更凶残”的另类画面，打开了一扇天窗，撕裂了一道口子，窥视光怪陆离的西方世界，满足着视觉上的享受和复杂的心理需求。
内参片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即使是有两千多个座位的礼堂也是僧多粥少，杯水车薪，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以至场场爆满，盛况空前。
那一天礼堂门前又是热闹非凡，原来是关系单位借礼堂放映内部电影。
可能是为了省去熟人索票的麻烦，俱乐部声称电影票已经全部交给了对方，一张未留。
即便如此，内部电影的巨大诱惑力还是让我和王干事相伴进入了礼堂。
巧了！在这一票难求的时代，快开演了竟然还会有两个相邻的空座！先坐上再说。
电影开演了，一名小伙子经过我们身边，看了看我们又离开了。“谢天谢地，不是这个座位上的人。”心中暗自庆幸。
不一会儿，银幕上出现了一条幻灯：行管处张科长请到前厅。
又过了一会儿，刚才从我们身边走过的小伙子又走了回来，拿手电筒晃着我们：你们出来！
我们跟着小伙子来到了礼堂前厅，张科长带着几名连队战士正虎视眈眈的等候在那里。
张科长一看出来的是我们两个，顿时有些“傻眼”：“怎么…… 怎么是你们俩？” “是呀，就是我们，怎么办吧。” “怎么办？回去接着看吧！”
原来我们所坐的两个座位是专为对付逃票者而设下的“诱饵”，钓鱼之前做的“窝”。
这两个座位的票根本就没有发出，只为守株待兔，谁坐抓谁，我和王干事不幸中招，成为了猎物。小伙子是新来的小职工，大水冲了龙王庙，也是不打不相识。
不过也幸亏有这两个“陷阱”，才让我们有了座，踏踏实实的看完了后半场，只是中间被打断了一下，不知漏下了什么精采情节。
为了对付逃票者，经常是电影演着演着灯突然亮了，“查票”！一场电影下来总要先被打断这么两三次，很是扫兴。
逃票者也摸到了规律，混入礼堂后先躲进厕所等僻静处，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再伺机溜出。
一次电影放映当中，突然顶棚发出“咚咚”的声响，一块天花板从天而降，掉在了观众席上。虽然那只是一块刨花板，没有将人砸伤，却将一名女观众吓瘫在了座位上，抬了出去。
原来是厕所已经不安全了，一名小伙子居然躲进了顶棚，准备下来时一脚踩空，将天花板给踹了下来。好在天花板龙骨挡住了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空座钓鱼”就是礼堂与逃票者斗智斗勇中不断变幻出来的招数之一。
战争题材、古装武打、感情纠葛、凶杀悬念 …… 内参电影的外延不断扩大，大开眼界的同时嗅出了开放的味道。
电影的“尺度”逐渐放宽，“吻”戏“裸”镜也时隐时现。一但影片画面感觉有前后脱节时，人们就会据此作出判断：“唉，又删了！”
一天，总政在礼堂放映前苏联经典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票源相当紧张，只分配了几张“首长票”。幸有首长因故缺席，我自然主动替补。
电影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名男准尉带领女战士在广袤的森林中阻击德寇的故事。
整部电影画面朴实，节奏缓慢，没有激烈的枪战和打斗，主要以回忆和对白的形式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在关系。对白多，时间长(三个多小时)，却没有配音和中文字幕，只是有一个人在放映机旁偶尔旁白，简要介绍着大概剧情，观看效果大打折扣。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意想不到的一幕悄无声息的惊现眼前: 当准尉为他的战士们每人发了一块肥皂，女兵们欢呼雀跃烧水洗澡时，竟然全都脱去了衣服，毫无遮掩的在镜头前欢快沐浴，嬉戏玩笑中相互赞美着曼妙胴体，表达着对爱情的憧憬与回忆。长达数分钟的全裸镜头在欧美内参片中还尚未出现过，全场鸦雀无声，对象都没有谈过的我更是目瞪口呆。
第二天，办公室高秘书见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想出的一句新词甩给我：你昨天去“精神会餐”了？
据说该片当年在苏联上映时也曾引起巨大争议。
其实这一段与战争题材并无必然联系的情节完整独立，如果剪掉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但却被我们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我想首先是审片者思想的解放，其次是它所表达的确实是无关色情的“人体与人性之美”，感受到的是青春的美好与战争的残酷。
若干年后该片公演，它还是被剪掉了。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电影海报
人们的观影热情远远超出今天的所有大片，成就了礼堂的鼎盛时期。
一部片子一个晚上要在好几家单位来回的跑，等候时间长，放映时间晚是常有的事。
以片名先胜一筹的香港电影《倾国倾城》，更是让我们足足等了三个晚上，不是被中央首长临时调走，就是有重要会议要临时调用。如此片名再五次三番的看不上，更让人们心生遐想。
放映的那天晚上，为了打发不确定的等候时间，我和保卫部荆干事在大马路上来回骑着自行车，一边聊天，一边翘盼着跑片归来的吉普车。
二十年后，我们成为配合默契的正副职搭档，回味着往事，续写着缘分。
随着时代开放，内参片的放映尺度也有所松动，可公映的影片逐渐增多，为此在大操场上放置了放映车，之后又竖起了一座电影墙，与礼堂分立于操场两端，南北相向。
🔺露天银幕墙改造成为语录墙
2018年11月8日，语录墙与周围相邻的建筑被同时拆除。
为了恢复美丽的天际线，身后“铁建”的灯箱如今也不见了。
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大院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周边很多小单位和普通居民缺少看电影的方便条件，只能四处打听，寻找着看电影的地方。
1982年，国产首部功夫片《少林寺》即将上映，强大的宣传造势让这部影片未映先红，吊足了人们的胃口，恨不能先睹为快。
我院凭借大单位的优势，首先获得了试映权。一传十，十传百，消息迅速扩散了出去，蜂拥而至的周边群众将大院门口围的水泄不通，不断有人试图冲进来。连队已经是全体出动，局面仍难以控制，不得不作出关闭大门的决定：只准出，不许进！
印象里大院营门只关过两次，另一次是1989年6月初的那个晚上，只准进，不许出！
内参片，成为那个时代特定的文化现象。
今天的大礼堂经过改造装修，更加的现代化，只可惜己隶属了他人。
🔺装修之后转隶他人的礼堂
文凭
军事院校，政治机关，想想就应该是专家学者云集、军中秀才扎堆的地方。可是对于我来讲，除了职务和级别垫底外，论起学历更是汗颜，名义上才是个初中两年，实际上也就是小学四年级。
虽自我安慰说学历不代表能力，但却代表着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
上小学的头几年顺风顺水，是受老师夸奖的“五分加绵羊”，年年的三好生，还当上了“班主席”，几年之后走进大学校门应该没什么问题。
谁承想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革了我们学文化的命，摧毁了我们的大学梦，剥夺了我们接受完整教育的权力。
1966年开始的文革废除了高考，“读书无用”成为社会思潮。小学也“停课闹革命”了，我所在的十一学校更是被“彻底砸烂”，同学们纷纷离去，各奔东西。
待提出“复课闹革命”之时，学生们已经没心思上课了，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不说，课堂上还鼾声四起。
老师失去了往日的威信与尊严，上课时我讲我的，你睡你的，不留作业不考试，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白卷先生”张铁生、“反潮流小将”黄帅成为了风云人物，我们在学校所获得的知识储备基本停留在文革之前的水平上。
十五岁时到了部队，进入教导队学习时才发现，自己的这点儿文化水平竟然还是中等偏上的！
也难怪若干年之后单位组织的各类文化补习班，始终离不开初中这一层次。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许多人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
可惜的是自己虽然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好时候，终因文化基础过于薄弱，大学之门己遥不可及。
没有拿的出手的学历，我们将面对上有“老三届”的哥哥姐姐，下有“新大学生”弟弟妹妹这一现实，或将成为被甩出来的一节落伍车厢，难当大任。
此时方知书到用时方恨少，文凭，彰显出它应有的社会价值。
在大学之门关闭之后，一扇窗户又悄然打开。1981年，国务院批准创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党政干部专业基础科应运而生。
自考，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人人皆可参与，宽进严出。
为了鼓励学习，据说一些地方企业不仅在工资待遇上会有所体现，工人身份甚至可以转变为干部。随着毕业通过的人数逐年增多，我想这一政策恐怕再难以落实。
明知自考成绩对自己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即使全部通过也仅仅是缩小一点点差距而己。之所以还要试上一试，除了强迫自己较系统的学习一下，就是为了名誉，不为待遇。
🔺网络图片
首战告捷
身边同事纷纷报名，自己很是犹豫，担心自己的理论功底。记得大部领导任副主任鼓励我说：“正规大学也就是那么两三年，看那么几本书，没什么两样。不同的就是你是在家看，有什么难的？”
想想也是。数、理、化必须按部就班，不会加减乘除就解不了方程式。政治理论则不然，完全可以“半路出家”。
第一年的考试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同一天的上、下午，各考一门。绝大多数同事为稳妥起见，只选报了其中之一。
宣传部给出了鼓励政策，专车接送，报名费、参考书、学习资料全部免单。
思来想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两门全都报上！
除了撞一下大运，更是为自己准备好了台阶，打起了小算盘：咱可是技术干部出身，一天还考了两门，即使全砸了也是情理之中。
过一门就是成功，万一一不留神……可就是意料之外了！
领回了书，第一次正正经经的研究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否定之否定、一般和特殊…… 什么是“剪刀差”，十一类工资地区是如何产生划分的……
工农兵大学生张干事看着我划满了重点的参考书和笔记本时有些惊讶的说：我以为你也就是随便翻翻，没想到会是这么认真！
考试结果出来了，两门全过！虽说都只有六十几分，已经是爆了冷门，让人刮目相看了。
那一年考试通过的多在六十至七十分之间，不及格的还大有人在。七十分以上的不是太多，超过八十五分就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
有人传出“内部精神”，五十七、八分的成绩全都照顾到“六十分万岁”的及格线。因此一但有人暗指我们的成绩可能会不真实时，我就既为告诉他人，也为宽慰自己的回应：六十一分以上的成绩肯定是个人努力所得，无需送分，绝无恩赐！
首次失利
党政干部基础科十门课程中有九门相对陌生，却都是一次通过；唯有觉得稍有基础，类似作文的写作却走了麦城，考了两年。
曾经作文是强项，如今写作成短板。
临考之前有人传授经验，提醒说准备上几篇文章，找几个案例，到时会有所帮助，“天下文章一大抄吗！”可惜的是自己只把它当成了耳边风，也确实不知道应该准备些什么。
拿小学作文去应付党政干部的写作，结果可想而知。如坐针毡般的进了考场，立刻就体会到什么叫做“江郎才尽”。
空洞无物的议论文除了勉强凑够的字数符合要求外，就不想再多看一遍。后悔没能早点听人劝，实在无法“照顾”的分数成为不得不吞下的一枚苦果 。
为能尽早结业，有人提议可去天津再考，有十几天的时间差。警备区程干事是我们的老同事，马上为我们报了名，几位考场受挫的学友奔赴天津异地再战。
这次汲取了教训，老老实实的完成了两篇习作，又抓紧时间在小报、内刊上选文章，找案例。考场上果然不再那么紧张，准备的几个事例经过恰当的角度转换，还真的用上了！
近80分的成绩肯定了这十来天突击准备所取得的学习成果。
最终天津的成绩不被北京承认，但起到了实战训练的作用，掌握了方法，增添了信心，第二年北京再考顺利通过。
那年北京考试的写作题目是二选一，其中一个是“战友”。我将预先写好的一篇“我的父亲”套了进去：文革期间父亲遭受诬陷迫害，仍尽其所能关心爱护着我们，我们则尽力去支持帮助父亲，共渡难关。结尾扣上题目，“虽为父子，亦如战友”。
一位曾同赴天津考试的同事在外地出差，专程回京参加考试，告诉我说就没有时间好好准备。我将一篇某军区内部刊物上的小文章给了他，说的是作者在工作中如何与心术不正爱施小鞋的科长巧妙抗争，最终正气压倒邪气的故事，希望多少能帮上点忙。
看到写作的题目后我心想：坏了，忙没有帮上。没想到一出考场他就追着我感谢：“你给我的文章太棒了，一下子就把题目给扣上了：我有一个战友，却是这样一个人……”
果然，他的分数比我高。
首个满分
一天中午下班时遇见刚从市里取回逻辑学考试成绩的宣传部王干事，大老远的就喊住我：“你知道你考了多少分吗？” “不知道呀，多少？” 既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确实有一道“大题”心里没底，兴奋的是王干事这么大声的嚷嚷，应该是“报喜不报忧”。
“100分！你行呀！”
“啊？真的？”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若换作别人，我肯定认为是开玩笑，寻开心，可王干事是一位大笔杆子，成熟稳重，当年的一篇报告文章经过毛主席圈阅批示，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国。
“当然是真的！全院就你一个，我们登记后下午就把成绩单发下去。” 王干事平时不怎么和我开玩笑，又说的这么认真，心中开始窃喜。
没拿到成绩单之前总是不踏实，焦急的等待着下午，尽量表现的若无其事。上班时消息己经传开，待拿到成绩单时仍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我的这个满分，也成为全院的第一个满分。
我仔细回忆着考试时的情形，难道是“因祸得福”？
其实当时在考场审题时我就开始紧张了，一眼就看见一道丝毫没有准备的论证题。书上明明有标准答案，竟让我莫名其妙的整个给漏掉了。想了一下毫无头绪，只能放到最后再作考虑。
好在其它考题还算是胸有成竹，用时不多，剩下的大把时间全都给了这道题。
搜肠刮肚把能想到的公式概念全都理了一遍，又在稿纸上反复论证，谢天谢地，铃声响起之前总算推出了结果！最后一个交券，心里一直打着鼓，这一与标准答案完全不同的解法能不能得到老师的认可，又能给几分？
现在想来可能是歪打正着，正是因为这道毫无准备，完全靠临场发挥的论证题，又是与标准答案完全不同的解法。虽然复杂了一些，却囊括了多项公式概念和合乎逻辑的思维形式，一步步完成了推理证明，让阅卷老师耳目一新，同时推出“该同志学的不错”的结论，给个满分，以资鼓励！
曾经因为负责“票证”工作而让人知晓，这一次又因满分的成绩扩大了一点儿“知名度”。
其实逻辑学是“会者不难”，比较容易掌握，取得的高分比哪门课都多。
但也确实是“难者不会”，一些考生会掉进公式概念里绕来绕去绕不出来，低分者也不少。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第二年的逻辑学考试增加了一道附加题，一下子多出了三十分，通过的概率大大提高，百分也就不新鲜了。
前几天聚会时与王部长(曾经的王干事)久别重逢，没说几句话他就将话题引到了当年的100分上。近四十年了，可见印象之深。
在我们通过了几门考试之后，学校组织了自学考试突击辅导班，将之前无意参加报名考试的较年青干部尽量动员了起来，脱产学习，专人辅导，每人一间宿舍，条件十分优越。
即便如此，仍有个别同志完不成任务。
单位一“笔杆子”进入“突击班”脱产学习，不能说不认真。讨论发言头头是道，争论起来面红耳赤，可就是履考不过，门门不行，众人皆疑。
一次步出考场，大家聚在一起对题对答案。一会儿他也凑了过来，说道，某某题我是这样答的…… 众皆愕然：哪里有这道题呀？！
怯场者有，少见懵成这样的。
用时四年，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虽不能与正规大学相提并论，但总算是完成了一次理论知识的提升。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不知不觉中成了一名退役老兵，一名大院发展变化的见证者。
🔺围上施工围挡的露天银幕(语录墙)和教研室老楼的最后影像
“上年纪”了就好回忆个往事儿，写了也不一定看，只是享受一下过程。
又觉着写回忆应属于那些有故事的人：或成就斐然终成时代楷模，或争议不断留与后人评判，或经历特殊愿与世人分享，或功成名就足以耀祖光宗……
自己经历简单，未参预过大事，既无走麦城的坎坷，也没有过关斩将的佳话，无功无过，平淡至今。只好归于另一类：怕忘记了写字，怕得“阿尔茨海默”，怕这怕那，仅此而已。
后悔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只能想起一点是一点，零散添加。虽都是些无足挂齿的平凡小事儿，也曾力求准确，无奈记忆己经模糊，难免挂一漏万。
好在是什么也不图，只为给自己找个乐儿。
零散片断，零打碎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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