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分水江边长大的，上世纪70年代末的分水江龙潭段与现在大不一样：滩多水急、芦苇遍地。整日在地里刨食的父母忽然觉得光靠从地里刨食仅能解决温饱，若想过得稍微滋润些得搞点副业，这条美丽的分水江给了他们灵感。

于是有一天父母买来了五六十只鸭苗放进了分水江，而我也告别了自由和玩乐，成了分水江边一枚小小的放鸭娃。那一年我虚岁7岁。

当然当初在分水江边放鸭子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以后会成为一名语文教师，成为语文教师以后也没想到初中语文课本中居然有一篇关于放鸭子的文章，是曹文轩《草房子》里的一个章节，讲述的是少年杜小康因为家遭变故而不得不在芦苇荡里放鸭子的孤苦经历，我看了很有共鸣。我觉得我比文中的杜小康更孤苦：杜小康放鸭子的时候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而我只有七岁，他心智比我成熟；杜小康放鸭子的时候，他爸爸是陪在他身边的，至少他有安全感，而我呢？陪在我身边的是一个小我一岁的妹妹，我除了要看住鸭子还得要看住一个你稍不留神她就要跳入水中嬉戏的妹妹，我知道鸭子不能少掉一只，妹妹更不能被水淹死，我小小的心脏被巨大的责任塞得胀鼓鼓的，很难受！举目是宽宽的江面，空旷的滩涂和丛生的芦苇，惶惑而无助。

每天早晨，总是在睡梦中被奶奶叫醒：“好起来喽，好放鸭子去了！”于是我极不情愿地起床，强睁惺忪的睡眼，打开鸭舍，鸭子们鱼贯而出，然后熟门熟路地奔向江面。要知道出笼的鸭子奔向江面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犹如饿极的婴儿扑向母亲的怀抱。于是通往江面的村路上便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一大群鸭子扑扇着翅膀在前面半跑半飞，后面跌跌撞撞追赶着一个小女孩，手里操着一根比她本人长好几倍的细长竹竿。

空旷的分水江边，烈日烘烤着滩涂，茂密的芦苇丛在烈日的暴晒散发出一阵阵青草的气味。我小小的身子缩在芦苇丛漏下的零星阴影里。时光漫长，难耐无聊，于是头顶偌大的斗笠，放鸭棍扔在一边，奔向滩涂挑拣着扁薄的石头，然后斜着身子把石头一个个漂向江面，看那石头在江面上蜻蜓点水般地掠过，大半个早上都是在这种孤独的玩耍中度过的。

午后，鸭子吃饱了食，会渐渐停止聒噪，然后缩起一条腿，用另一条腿的鸭掌撑着地面，扭转过脖子，把扁长的黄嘴伸进背上的羽毛里，一动不动。我知道这是鸭子们在午睡了。约莫半来个时辰之后，鸭子们渐次醒来，各自散开，我便蹚进它们刚刚睡过的浅水滩里，把手伸进水里触摸着细软的沙子，往往会摸出一两个鸭蛋，这是我放鸭的日子里最感快乐的时光。

夏日的午后，天气说变就变，刚刚还是烈日当头，转眼间便彤云密布，乌天黑地。一两个炸雷过后豆大的雨点便密集地砸下了。鸭子被砸得四下逃散，我的斗笠被狂风卷上了半空，然后又一头栽进了芦苇丛中。在一声紧似一声的炸雷里，我缩躲在芦苇丛中，浑身湿透，脸上雨水泪水肆流。透过雨帘，我的眼睛在通往村口的那天泥泞的小路上急切的搜寻，终于小路尽头出现了一个黑影，极速地向这边跑来，腋下夹着两把伞。这个黑影十之八九是母亲，有时是父亲，有时是小姑，也有的时候是奶奶。到了跟前，他们会一把把我抱在怀里，我看到他们的脸上同样水流纵横，说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傍晚，暮色低垂。该赶鸭子回去了。我先把鸭子赶上岸，然后清点，这对我来说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想想看五六十只鸭子，而且是活的，鸭头攒动，要数清楚谈何容易！好不容易点清了数字，却发现少了一只，便学着鸭子“嘎嘎嘎”地叫，以示召唤。等到你叫破了嗓子，它才在芦苇丛中“嘎”的回你一声，然后慢悠悠地踱着方步出来。

然而，放鸭真正在我心里留下阴影的是另外一件事，以致于我现在看见鸭子心里还是有一种本能的后怕。上世纪70年代末养鸭基本还算是“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东西，所以父母一再交代我要看管好鸭子，如若看管不严，鸭子上岸偷吃了生产队成熟的稻穗，那就罪孽深重了。所以整个夏季，我看鸭子的神经便绷得紧紧的。然而百密一疏，看住了这头看不住那头，总有调皮的鸭子啄食了生产队的稻穗。于是有些个生产队长便把拌了农药的稻谷悄悄地洒在岸边的田埂上。望着那一只只腿脚不稳，脖子扭曲的鸭子摇摇晃晃地倒下，痉挛了一阵后蹬腿死去，那种恐惧和绝望绝不是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所能承受的。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站在零零落落的几只死鸭子中间放声大哭的情景，现在想起依然心酸。在这里我并无意评判人性的善恶，我能理解当时他们的做法：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处理问题的方式往往是简单又粗暴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件事情尽管使我心里存有阴影，但并未让我怀疑人性的善良，我并没有仇恨任何人，也一直对生活怀有美好的期盼。

那件事情之后，父母亲忍痛卖掉了剩下的鸭子，而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1979年9月的第一天，我背起了母亲用蛇皮袋给我缝制的书包，高高兴兴地走进了村里馒头山上的那扇小拱门，开始了我人生中第一个重要阶段——求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