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时诗画稿”购藏记

王文杰

戊戌春，我在二百大购得“贯时诗稿”及陈贯时先生的一本“画稿”。翻阅之余，为前辈画家的求索精神而感佩，为他的创新画意而钦服，同时为他的坎坷人生而同情，为他的不屈和坚毅而赞叹。

其时，我正在搜集另几位温籍画家夏子颐、张怀江等先生的手稿及文献资料，发现陈贯时先生与他们在浙南游击纵队办报时有过一段风雨兼程、艰苦卓绝的共同战斗岁月。

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曾有一道非常独到的景观，就是浙南游击纵队画家的创作。它虽被史论家们忽略，但它的存在总是熠熠发光。这几位画家都是温州籍，夏子颐、陈沙兵、葛克俭、张怀江，一起就读上海美专，他们怀着一腔热情，如萤赴火般地投身革命，置生死于度外，把个人的艺术人生熔铸到时代的激情洪流。陈贯时岁数略小，以一位印刷排字工加入这个烽火艺程。他爱好绘画，又精于印刷。当时几位画家负责《浙南周报》的题图、插图、宣传画等绘画创作，他们合作的木刻连环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论是在中国木刻史还是中国连环画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如今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据说当时的油印报纸一次只能印300份，通过陈贯时和其他印刷工的技术改良，一次可印1000多份，大大提高了印刷量，扩大了传播范围，把革命的火种播向浙南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以一批高学历的画家和精于印刷的技工汇入游击队队伍，开展宣传活动，据温州籍画家赵瑞椿先生说这在绘画史和革命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1979年5月,是浙南地区解放三十周年的喜庆日子,《原浙南游击纵队美术工作者作品联展》也于此期间在温州市展览馆举行。展出陈沙兵、夏子颐、张怀江、葛克俭、陈贯时、叶尚青、邹启枚等同志解放前后的作品凡210余件。其中产生于游击战争年代的木刻、速写、漫画等,记录了当年的游击生活和斗争面貌。

陈贯时（1928年生于浙江温州,号灌丁,又号亦壶）1953在温州宣传部门的支持下考入浙美中国画系学习,他对绘画的追求和向往终于如愿以偿。在浙美期间，他师承前辈大师，学业有成，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早期多作工笔人物，以白描为主，后兼攻写意花鸟,又善画竹梅,所作取法传统,融入新意,笔墨精熟。

1960年，浙江美院曾安排在潘天寿先生家举行了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拜师礼，陈贯时、叶尚清拜潘天寿为师，朱颖人拜吴之为师，刘江拜诸乐三为师，孔仲起拜顾坤伯为师。陈贯时成为潘天寿的入室弟子。这样的拜师仪式在中国美院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回到“贯时诗画稿”这个话题。我喜欢收藏，以前玩的是杂件，后来对书画更感兴趣，“贯时诗画稿”得之偶然，但似乎有一种必然。那是我常常光顾的一家专营书画、书籍的古玩店店主人主动打电话让我去看的。当他捧出这本纸色渐黄、字迹尚清晰的“贯时诗稿”时，我已经按捺不住购买的冲动，我故意问他还有别的什么？他有点不舍地拿出一本速写本，说是与诗稿一起得到的。我随手一翻，看其中有一部分速写外还有临摹八大的铅笔稿，有墨竹、红梅和其他彩色花鸟画稿，画旁有许多旁注题款。字迹上看出于同一人之手。我说统打一起拿，他却只想卖诗稿，说画本自己留着看。我也看出这画稿画得很精美，他想留着也是情有可原。我就对他说这两件东西合则齐美，分则两伤，还是一起给我吧。因为是老客户，他也拗不过我的死绞蛮缠，就一起给了我，而且价格合理，容不得我再还价。他还答应给我找到一本1992年陈贯时签名本印刷物《贯时诗稿》。这本诗稿未曾正式出版，印刷本也是用于赠送诗友、画友，故而印刷量有限。而我得到的却是他用钢笔在浙美信笺上写的手稿一本和誊抄稿一本，手稿上还有许多修改处，还有请教别的诗人所留下的修改意见，再加上这个印刷本，我便拥有了三个版本的“贯时诗稿”。在书籍收藏中，稿抄本是一个重要门类，而稿本价值尤高，作者自己的誊抄，比别人的抄本价值要高。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细细阅读“贯时诗稿”，一手漂亮的好字，看着流丽的字迹已是令人心旷神怡。当我一首首读去，眼前展现的是一位画家和诗人曲折的人生，这里有生活的点滴感受，有人生的悲欣交集，有艺术的感受启悟。从中可见一位堪破红尘、看淡功名、寄兴竹梅、梦寻丹青的超脱的现代文人画家的情怀。

诚如为其诗稿作序的高光先生，在序的末尾所赋“青玉案·序贯时诗稿”所云：

家傍柳浪闻莺处，暮听南屏钟笃。多灾久病未自弃，笔驰河山，神交李杜，梦寻丹青路。

缪斯麾下无孤独，画成更有天成句。阮囊羞涩何所辱？红梅寄兴，墨蟹助酒，浮名如烟雨。

高光先生是《浙南日报》的第一任主编，《浙南日报》的前身就是浙南游击纵队所办的《浙南周报》，在改版为《浙南日报》时想必陈贯时先生还在报社，所以高光先生是他的老上级，他的序写出了陈贯时先生的面貌，自然真实可信。

贯时诗稿，凡百余首，寄情言志，约类有四：一为咏物、二为写景、三为抒怀、四为画论。而四者无不围绕画家的绘画生活，可以说画和诗是他艺术想象的两翼，任由他游心驰翔，故而他的诗诗中有画，他的画画中有诗。这一点高光先生在为其所作序言中也有提及：诗为画魂，画为诗魄，相得益彰，珠联璧合。

《贯时诗稿》咏物诗中写梅花最多，野梅、画梅，红梅、绿梅，雪梅、月梅，无所不有，把梅花的暗香、疏影、姿态、品格一一表现，非常传神。手法上有映衬、有借镜、有素描、有重彩。“万木换新装，梅花姿独瘦”是映衬；“春阳残照雪，几朵映湖心”是借镜；“雪共梅花白”是素描；“雪尽胭脂透”是重彩。

《贯时诗稿》风景诗则在注重画面的形色、构成外，还注意动静的对比，具有音乐的美感。如《荷塘》写荷塘月色，夏日池塘，微波浮烟，星月洒泻，荷孕苞蕾，是静；风摇碧影，鱼跃蛙鸣，凉露惊跳，红绿竞艳，是动，静动相得，仿佛手扶琴弦，轻重有致。又如：《初夏晚欲雨》写西湖风雨欲来时的情景，十分生动。诗中写道：“日晚湖堤暮色催，游船泛泛影徘徊。天藏山色云吞月，闪闪西隅动电雷。”这首诗精彩在练字，催、藏、吞、动，作者用了这几个动词，不仅把景物串在一起，更营造了风雨欲来而未来的静谧氛围，可谓静中寓动，动中显静。

《贯时诗稿》中画论类的诗属于说理诗的范畴，唐宋诗的分野在于一边是写景状物、抒情感怀，一边是说理言性，寓理于境。有人说说理诗味同嚼蜡。其实，好的说理诗，理与境谐，意味隽永。所以还不能轻易否认宋诗的价值。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对宋诗的评价是中肯的。陈贯时先生说理诗说的都是画理，由于作为画家，有绘画创作的实践，又时有感悟，所写也有神来之笔。如《画梅》：我将春风寄笔端，经营布局两相看。神来尽有心中物，泼墨涂枝疏影寒。”这首诗不仅点明画理，画家自我“凝神静气—执笔构思—大势初定—陡然下笔—兔起鹘落—泼墨涂枝”作画的身姿跃然纸上。《作画》亦然：“作画思成切莫贪，握毫泼墨势犹存，淡浓有致风神在，方是丹青一点魂。”画要有魂，方有生气，画魂何在？在于风神气韵，在于笔墨布势，神、气、韵、势又凭何而生？凭籍画家的情思运意的灵明一点，而这一点灵动之心又在于选择而不贪多，“触目纵横千万朵，赏心悦目只需三两枝”。这就是“作画”的画理，而诗理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最感人的是抒怀诗，《贯时诗稿》中有闻女儿获得殊荣而高兴的，有追悼亡妻和战友的、又怀念烈士堂兄的，有回忆同窗学习往事的，有感遇故友久别重逢的，有赠画家同行共勉的。这些诗之可贵，怎一个“情”字了得。

陈贯时先生命运多舛，十年浩劫，身陷“牛棚”。长子夭折，爱妻早逝，自己也因胆结石三次手术险些丧身。但他百折不挠，生活的困苦未能摧毁创造的意志。

他的儿子陈见是中国美院书法博士、国际教育学院教师，在他回忆中写道：“小时候，我的家里没有一点私产，从住房到家具都是美院公家的借具，只有锅碗瓢盆、书报笔纸是唯一的私物。记得爸爸从小给我的礼物就是一册厚厚的精装新中国《人民画报》第一期的合订本，还有一方红木端砚、一支长锋羊毫毛笔及一函石印布面古装的《芥子园画谱》。而那时很显然，我喜欢看摄影画报的劲头是远胜过翻《芥子园画谱》的。这个小时候就自然留下的习惯伴随到了我的今天。我的父亲是画家，母亲是舞蹈家，绣花女。妈妈很早就从国家舞蹈界精简待家，为了补贴家用，她与朋友一起承接了家庭机绣外贸床上用品的加工，每月能挣二十几元钱。她心灵手巧，一边把我们几个孩子带大，一边还坚持着参加各种公益的文化工作，比如学雷锋展览的讲解员、工厂工会文宣队的指导、电影放映员、古书装订员等等。

如果说我爸爸是个国家美术学院的教师画家，那么我的妈妈就相当于一个民间文化的传播者了。这两重家庭文化艺术的直接熏陶，使我从幼小到青年的阶段在内心世界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新中国文化印记与底色。爸爸喜欢烧菜、制作东西，如乐器、显微镜、放大机、印相机、洗印照片等等；而伴随这些东西而来的美食、美乐、美图美影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这些天天发生在家庭中的美育文化的影响，就如日后能够发芽的艺术种子，早早地就播撒在了我的心田。”

这段平实的回忆极大地丰满了陈贯时先生的形象。诗如其人，就是这么一个极简朴，又非常热爱生活的艺术家，才写出了朴素平实而充满爱意、意味隽永的诗篇。

陈贯时先生带学生下乡时合影

说完“诗稿”说“画稿”。“贯时画稿”一册，为上世纪80年代所作。虽仅一册，却可管中窥豹，感知画家的认真严谨的画风，体悟生活的热切，捉形捕神的精准，状物绘彩的生动。

墨竹与红梅是陈贯时先生的最拿手的题材，是他的代表作。而他的写意又是来自于白描工笔的训练有素和扎实根基。贯时先生六十岁变法，从工笔转向写意，抱着病弱之躯，捧着碎裂之心，日夜挥毫不辍，读诗不倦，终于在中国花鸟画方面达到很高造诣。这本速写和画稿，正是他画风承前启后的转捩点的一个明证。其中既有他的保留题材的墨稿，又有白描花卉的速写，还有其他花卉的彩色稿。由于这些画稿都是写生稿，为了将来更好地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他在写生稿上题注了许多文字以备忘。这些题注与画作相映生辉、相得益彰，作为一个画家的心路历程，比起完成稿有时感觉更为生动。题注中有花瓣的阴阳向背产生的色彩变化，枝叶伸展开合产生的构图安排等等。从这本画稿中可以看到他的写意泼墨并不是任意恣纵、随意妄为的。恰恰相反，他的笔墨的变化来自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造型的严谨。

这本画稿很多是到天目山采风的佳作。这又唤起我对天目山的情感。我在天目山九思村有一度假房。每年夏天去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其间也画了一些水彩风景。翻阅“贯时画稿”，他笔下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禽都是我所熟悉的物事，所以有一种同情的观望和移情的阅读。他因身体健康原因不能远走他乡写生，于是就选择生态环境优越、生物种类丰富，离杭城又近的西天目“自然博物馆”写生。大概去过多次。他的诗稿中也多次提到。在《新美术》1983年第4期中，我们看到他还满怀深情撰写了《师法自然借古开今——天目山写生偶寄》，记述了天目山采风的历程和启示。他写道：“我身体欠佳，只能就近深入大自然而不能远行，所以择点于我国著名的原始森林之一——浙江的西天目山。它不是以奇峰怪石著称，而是以古木雄伟、飞禽群集为特色。当你进入山间，徒步攀登的时候，就有一种磅礴、深邃、奥秘的气氛在围袭着你。那巨大的古木挺拔参天；连片的柳杉墨黛蒙茸······又有鸟啼回响，溪流轰鸣。其气魄之大，声色之壮，犹入玄幻之境······作为从事花鸟画的人来说，山明水秀的景色并不重要，但探索如何将这富有浓郁的生命气息的感受，反映在画面上却是很重要的。因为花鸟画所需要的往往不是全景，而是抓住某一典型的小范围（或局部）形象，来表现某一境界的意趣。所以，对于这种雄健的气质、焕发的潜踪深入领会思索，与现代花鸟画寻找新的血液是至关重要的。”

这段话既是贯时天目画稿的总结陈词，又是他变法的理论依据。

在这两件稿本中还夹杂着陈贯时先生一些书信、个人简历、其子陈见（中国美院书法博士，中国美院国际教育学院教师）的速写、书法构图稿本一本，以及一篇记述令人痛心的文革遭遇的短文。短文中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描述：他进“牛棚”时竞挨了自己学生的打骂，内心充满愤懑。被关进“牛棚”与老师们同住一屋，竟不能互相交流，痛苦之状难以言表。这是题外话了。

当我购藏到“贯时诗画稿”时，我反复翻阅，我想这些画家、艺术教育工作者，他们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那个时代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随便一个画画的都往往会给自己安上一个“大师”的桂冠。相反，他们具有谦逊的美德。在他《无题》诗中写道：“毫端艺术多奇妙，审察凭心各喜欢。不学王婆称自好，姜尚八十始垂杆。”他们淡泊一生，却留下了他们的诗画轨迹。对于“贯时诗画稿”我不敢专美自赏，写下这段文字聊作画史钩沉、画海拾遗，为了不能被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