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一中老师家的孩子们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一个时代的记忆！

中篇小说连载

       开篇

  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在十七年之后…

一

        1966年，夏末。连绵的小雨下了有些日子，空气中掺杂着些许凉意，在天水市老铁一中学校水房的水池边，几个住在学校的老师的家属在洗衣服，一个背上背着孩子的女人边用搓衣板搓洗着衣服边说：这件衣服哪儿都好，就是衣领和袖子最脏。结果，马上有人汇报到校革委会，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小将来到这户人家，连同女人的丈夫，这个学校的一位数学老师一起，挂上用铁丝串着的写有“反革命”字样的大牌子，拉到学校大舞台上进行批斗，说是这女人含沙射影明着说衣服的领子和袖子最脏，实则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天，站在台上挨斗的还有学校的老校长和几位老师（他们的罪名分别是：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我妈当时才22岁，手里拖着我的姐姐，怀里抱着还在吃奶的我去看热闹，并不懂得什么是与非，黑与白，只是看到那铁丝深深勒进脖子上的肉里而不由得打个激灵，带着孩子匆匆地跑回了家，从此，时任史地老师的父亲再也不让母亲去学校水房洗衣服。

        后来，老了之后的母亲及邻居阿姨们陆陆续续回忆起一些事情，记忆犹新般呈现出那个时代特殊的画面：彼时，人人衣襟上都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人人手中拿着一本红宝书；学生们以穿件绿军装戴顶绿军帽为荣，见面开口都是用语录说话打招呼（“打语录仗”，是“文化大革命”中独具特色、也是“史无前例”的现象）。“文革”时期的中国，几乎人人都会以“毛主席语录”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来保护自己，压服对方，因为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谁敢不服从，就等于是“抗旨”，只要能说出一段对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就等于是在两军对阵中抢占了“政治制高点”（资料查阅）。由于“毛主席语录”已经渗透到生活的诸多细节中，有人去小卖部买包香烟，递钱的时候会说：“砸烂封、资、修”，里面的人接过钱说：“为人民服务”，然后递出一包烟（哈哈，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小孩子们耳濡目染也会背许多段，在挨家长打的时候，无师自通地喊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种似是而非的语录口号，而家长们也多半会因受到这一“最高指示”的制约，忍气住手，不敢再打——除非能想出新的理由而且同样以一段“毛主席语录”来给自己撑腰。据说，乞丐向人乞讨时，都先振振有词地背诵“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然后向你伸手。平时走在外面随时随地会有人问一句红宝书里面的金句。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扫帚不扫，灰尘不倒”；“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等等，那个时候，真真搞得是全民皆兵，鸡飞狗跳墙。那段时间，人人自危，不敢说话，不敢串门子，除了吃饭睡觉，都捧着本红宝书在那记呀背呀，走在外面碰见熟人寒暄打招呼都先说一句毛主席语录，当然，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文化浅，不见得有多搭调，但毛主席语录都是金言金句，说哪一句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长大后我曾专门查阅过一些历史资料，了解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初始，原来，1966年，时值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彼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于是，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由此爆发。（连载.待续）

简介: 赵书捷（笔名•京味花旦），就职于央企。中国铁路作协会员；中国诗歌网认证诗人；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理事；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摄影家协会会员，一个对读书、写作、摄影有兴趣的女子。著有代表作诗歌《也许》、《晒秋》、《黑与白》、《轻语岁月 淡看流年》；散文《父亲》、《小镇记事》、《心存感恩，彼岸花开》、杂谈《论“文凭”与“水平”》、《由蚁穴想到的》、《别让心屏蔽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及小说、摄影作品等，散见报刊、杂志及网媒。去年10月份加入糖水格图平台，这里聚集很多文人雅客，不乏好的作品，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