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塑造了很多奇异的形象，上自天上的神仙世界，中至四大部洲的人情世态，下及地府、龙宫，还有人世间三教九流，甚至于动物界、植物界的“物”，无一不栩栩如生，各具神态。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道，《西游记》"每杂解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就是说吴承恩笔下的女妖都"有人情"，"通世故"，将女妖形象人格化，人性化，塑造成妇女形象，使《西游记》的内容更加丰富传奇. 一：女妖：人性与魔性的统一。 在这些典型身上既体现了社会人的思想、感情秉性之类的社会属性，女妖精几乎是清一色的美人，个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写白骨精的文字："那女子生的：冰肌藏玉骨，衫领露酥胸。柳眉积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仪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啭林。"这是白骨精为迷惑唐僧师徒而变做个"月貌花容的女儿"，怪不得那八戒动了凡心。 写玉面狐狸精"娇娇倾国色，缓缓步移莲。貌如王嫱，颜如楚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难怪乎玉面狐狸精又叫玉面公主，原来她有倾国之色，也怪不得牛魔王会抛弃那结发前妻，爱子情深的罗刹女。写七个美人儿，"比玉香尤胜，如花语更真。柳眉横远疣，檀口破樱唇。钗头翘翡翠，金莲闪降裙。却似嫦娥临下界，仙子落凡尘。"使得那一心向佛，六根清净的唐三藏都"看得时辰久了"。他们也有着人情的喜怒哀乐，如罗刹女的儿子红孩儿欺压山神，土地，还抢走唐僧要蒸熟吃掉以延年益寿，阻挠取经，而被观音菩萨收为善财童子。这本是红孩儿的造化，可罗刹女却说："我那儿虽不伤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几时能见一面？" 同时，又有着兽的外形与魔的属性。《西游记》中的女妖无不具有魔的本性，她们都狠毒，凶残，吃人肉，纵情欲。在第七十二回中蜘蛛精为唐僧安排的斋饭有"人油炒炼，人肉煎熬；熬得人糊充作面筋样子，剜的人脑煎做豆腐块片"。吃人是她的本性。第五十五回，唐僧落入蝎子精的琵琶洞府。孙悟空那颗修炼过的头，大闹天宫时"那些神将使刀斧锤剑，雷打火烧；及老子把我安于八卦炉，锻炼四十九日，俱未伤损"，可蝎子精使出倒马毒桩，只把他扎了一下，就使行者叫声"苦啊！"忍耐不得，负痛败阵而走，抱着头，只叫"疼！疼！疼！"。 人与魔二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个完整的、统一的、以人的社会属性为主导的艺术典型。这些女妖是作为唐僧师徒四人取经路上要经历和克服的种种诱惑来塑造的，只是为了突出唐僧这个圣徒而作为陪衬和点缀的，她们是食欲、色欲的化身。 二．女妖形象形成的社会背景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的积累，《山海经》中就有许多有关动植物精怪的神话，尤以人物变形神话居多，其中神的形象多以半人半兽姿态出现。如女娲为“人面蛇身”，句芒为“鸟身人面”。 这些怪模怪样的生灵无一不是世间众相的演变，借助了世间的既有形象加上人类全部关于挫折和折磨的强度体验以及内心对折磨的记忆感受。让人产生恐惧的妖怪其实属于心理学范畴的东西。在传统社会观念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 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展示了神气瑰丽的幻想世界。作者在写女妖奇特本领时，总是把妖精的超能力和动植物的外部特征巧妙地结合起来，并在具体描写时做到真与幻的完美统一。 小说无论再虚构也是现实世界在作者思想中的映射。“明代的艺术家……他们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现着他们自己心境上的灵感。明人所写小说至尽犹为人欣赏，其题材有历史与社会背景，又及与色情与幻想……”可以说《西游记》很多切合现世的描写都隐藏着批判现实的机缘。 几千年来，男子是家庭的主人，是社会政治、经济的支柱，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文化便是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男权文化。在男性审美价值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体系中，所有的女性类型都表现了男性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情感需要，男人对女人的希冀和评价，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传说中助纣为虐的千古女娲之首妲己，为烽烟破颜而葬送幽王天下的褒姒，马嵬坡下魂飞魄散的杨玉环等等，无不是“红颜祸水” 而西游记成书的时代又正是宋明理学大盛的时期，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人之有欲。他们夸大欲望带来的危害，把女人视为妨碍自己成就功业的祸水，从而在他们的心理上留下女人与罪恶同等的文化积累。这样，女人也就自然成了祸水。这就是男权文化当中的女性观。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代的思想界趋向活跃。女子自媒自证、自主婚姻，成为明代启蒙思潮影响下通俗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话本小说，明清传奇，多有涉及此种社会现象。这个时代“上层统治集团荒淫无耻，上行下效，社会风气堕落败坏”。这个朝代的特点，就是从对腰部以上的食欲的满足，彻底转向对腰部以下的色欲的放纵。 所以西游记在传统伦理观念与时代思潮的夹缝中左冲右突，对女性表现出既排斥又渴求的矛盾。一方面，受理性的制约，视人欲、女色为灾难的渊数，人必须摒斥一切俗世的欲念才能终成正果。作者炮制的这些美丽的妖精无非是用她们的淫邪来衬托取经人的虔诚，说明女人是妨碍男人成功立业的恶性诱惑。所以，其结局不是夭折于金箍棒下，便是被八戒的一顿钉耙打个稀烂。 三： 女妖形象的活力折射： 这种美丽+邪恶的女妖精模式，典型反映了在男性视角下，对女性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是长期的男权社会观念下对女性的歧视；另一方面是出自本能的为女性魅力所吸引，二者的畸形统一，形成了“祸水论”。 在这一背景之下，唐僧是取经路上所有妖魔的共同目标，妖怪们都希望通过占有他这条捷径，免去修行之苦，直接成仙得道，获得更好更高的社会和生活地位。无论男怪女妖，目的相同，方式有别。在与取经人的冲突中，男妖怪大多以力相较，女妖精则常常以色迷人;男妖怪抓到唐僧，只要刷洗干净，蒸熟了便吃，女妖精得到唐僧，则多数要逼其成亲，“耍子去来”，既能采其元阳，又享天伦之乐，可谓一举两得。所以，女妖精总是主动追求，全无别的顾忌。玉兔精假扮天竺公主，结彩楼、抛绣球，“欲配唐僧了宿缘”，被悟空识破后，大骂弼马温“破人亲事，如杀父母之仇”。蝎子精摄得唐僧，回到洞府，弄出十分娇媚之态，携定唐僧道:“常言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且和你做会夫妻儿，耍子去也。”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女怪拉拉扯扯的不放，这师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直缠到有半夜时候。”女妖对情欲的渴求表现了晚明社会“以情反理”的社会思潮，这在《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女子自媒自证、自主婚姻，是女子社会地位提升的一个标志，也是明代启蒙思潮影响下通俗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话本小说与明清传奇，所涉颇多。 《西游记》中的女妖们虽具有令人憎恶的妖魔性，但也不全是恶的表现者，她们的美是真实的美，流露的是真诚的情，她们也道出了人类感性的一面，并触及到社会的真相--男性对妇女的极力贬低和压抑的事实。女妖们大胆，毫无顾忌地随性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做些当时妇女不敢做的行为和行动：追求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等等。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有可能为此粉身碎骨，但不舍一种追求的勇气。 女妖的审美意义还在于她们体现出来的优良美德，特别是罗刹女铁扇公主伟大的母爱和夫妻之情，蜘蛛精深厚的手足之情……这是一种无形的美，值得称颂的美。吴承恩笔下的女妖富有审美意义还在于她们为后来作家们大胆创作新型女性形象提供模范和基础，同时也有很大的进步和创新。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的代表作品《镜花缘》，这是一部颂扬女性的才能,充分肯定女子的社会地位,批判“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的著作，女子的地位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如《葛巾》中的葛巾，因为是牡丹花妖幻化成人，所以她是一个“异香竟体”的女子。由于这两种属性在蒲松龄笔下天衣无缝的完美统一起来，所以竟达到了“忘为异类”的效果。这跟吴承恩笔下的某些女妖们有相似点。 《西游记》中生动逼真的女妖形象使她们都富有强大的文学生命力，富有现实审美意义和独特的思想内涵。也印证了著名文艺评论家谭正璧先生说的："女性是给与文学家以艺术的情绪与环境的唯一人物，文学里没有女性的表现也决不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

古董， 80后，喜藏书，好诗文、书画、普洱茶，青年文艺评论家。参编书籍两部，发表论文十余篇，承担省级课题两项。研究方向：民国诗词，名媛书画，闺秀，乡邦文化。作品散见于《文学评论》、《南方文坛》、《文艺报》、《美文》、《天津日报》、《文学报》、《中国文化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诗选刊》、《中华诗词》、《黄河》、《山西文学》，《山西日报》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