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王朝最重要的皇帝,因为孝文帝时,北魏的繁荣达到了顶峰,史称“孝文中兴”。有一种说法,北魏武治顶峰是太武帝拓跋焘时期,他是孝文帝的曾祖父,而文治顶峰则是孝文帝时期。如同提及唐朝,必说唐玄宗,那是唐朝极盛时期,说北魏就避不开孝文帝。
孝文帝没有他祖先那么幸运,在云冈石窟有相对应的佛像,孝文帝没有,起码没有明确是那尊佛像,能知道的是一龛二佛,那都是比较小的佛像,而且是与冯太后挤在一起,不那么显眼了。 但也有说孝文帝有对应的佛像,一说是第三窟的佛像,一说是第五窟的佛像。有无道理不说,好在那两个石窟还都开放,不是做学问,只是参观而已,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佛像就可以了。
第三窟佛像有十米高,不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但石窟规模宏大,据说当时能容纳三千人朝拜,面积最大的。第五窟佛像高有17米,是云冈最大佛像,洞窟面积有限,一般广角相机很难拍出全貌。有说这尊佛像是孝文帝时期雕刻的,也有说是隋朝时为孝文帝雕刻的。我觉得这尊最大佛像配孝文帝很合适,毕竟他在位时北魏达到了最高峰。
第五窟也叫“大佛洞”,手印很常见,是“禅定手印”,面相与“昙曜五窟”的佛像还是有些区别的,介绍说“呈唐代风格”。
第三窟大佛,是坐佛,右手是无畏手印,左手应是与愿手印。手部雕刻很显功力,饱满有力,尤其是掌纹线处理,就是放大的“真手”一般。

孝文帝拓跋宏三岁时立为太子,五岁当上皇帝,他不掌握朝政,也掌握不了朝政。前期是由太上皇献文帝拓跋弘执掌,后来献文帝被嫡母冯太后毒死(一般都这样认为),就由冯太后执掌朝政。就是孝文帝20岁时,正式穿上皇帝衮服,政权也还是在冯太后手上,直到冯太后去世,政权才真正交到孝文帝手上,那时拓跋宏已24岁了。在孝文帝当皇帝后有过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改革,如班俸禄、均田令、三长制等,诏书是他下的,但实际上是冯太后制定、推行的,与孝文帝关系不大。孝文帝执掌朝政后,在冯太后改革基础上加快了北魏社会转型,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使北魏有了一个脱胎换骨变化,把北魏推上繁荣的顶峰。
最大变革就是孝文帝拓跋宏把京都从平城南迁到洛阳。
按说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下决心迁都不是一件难事,道武帝拓跋珪创立北魏后就将都城从盛乐(现今呼和浩特附近)迁到平城(现今大同),没有遇到什么阻力,起码史书上没有讲到过。大概拓跋珪是一代枭雄,说一不二,谁也不敢有异议。可是,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位难得有的谦谦君子,很重视部下的感受和意见,也很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所以他想迁都真是一波三折,连哄带骗,恩威并用,所以这里面有许多故事,《魏书》《北史》说得简单,《资治通鉴》则描述的有声有色。

第十一窟的六位供养人造像,素有“东方维纳斯”之称。可惜没有开放,只能从资料照片中略窥一斑。从服饰上看,已经有唐韵风采了。

第五窟的供养人的造像,恬淡优雅,似沉思似聆听似感悟,大概只有沉浸于佛音中才会有这样的神情。



平城这个地方地处偏北,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经常狂风大作、飞沙漫天,有时六月天还会下雪,孝文帝拓跋宏就想迁都到南面洛阳。当然,迁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时孝文帝没说,只是后来他才说,“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意思为,我身为天子,何必一定要去中原地区居住呢?还不是为了使你们子孙后代渐渐耳闻目睹当地好的风俗习惯,能多闻多见,增加见识。如果永远住在恒山之北,再遇上一个不喜欢诗书礼乐的国君,那就难免会变得孤陋寡闻。
迁都会牵涉到方方面面利益,孝文帝担心文武大臣不同意,于是想了个主意,说要以举国之力南下进攻南宋,还真在皇宫偏殿斋戒十天,之后让太常卿占卜,得到“革卦”,也就是变革之卦。孝文帝就说,“‘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吉孰大焉!”意思是,商汤王和周武王进行变革,是适应上天之命,顺应百姓之心的。没有比这更吉祥的了。古时出兵都有个理由,孝文帝没啥理由就冷不丁要以举国之力南征,朝廷文武百官都觉得很荒唐,但谁也没敢说。
这时只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澄站出来,他质疑说,“陛下继承几代累积下来的大业,并使之发扬光大,拥有了中原土地,而如今却要讨伐还没有臣服的对象,这时得到了商汤王和周武王变革的象辞,恐怕不全是吉利吧。”
孝文帝没想到重臣任城王拓跋澄反对,大声斥责:“繇辞说:‘大人物实施老虎一样的变革’,你为什么要说这不吉利呢?”
拓跋澄也不示弱:“陛下作为飞龙兴起已经很久了,怎么到今天又实施如同老虎一样的变革?”你已经是“龙”了,为什么还要当“虎”,这话讽刺意味很浓。
这下把孝文帝惹火了,“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众邪!” (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王打算要阻止大家吗?)
拓跋澄还是不依不饶:“国家虽然是陛下所有,而我是国家的臣属,怎么可以明知危险而不说出来呢?”
这把孝文帝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过来好半天才说“各言其志,夫亦何伤!” (每个人都该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没什么关系!)

第十二窟,被称为音乐神殿,造像基本都在演奏乐器,好多是西域乐器。可惜,与第十一窟一样,也没有开放。



孝文帝退朝还宫,立刻召见拓跋澄,劈头就说:“刚才关于‘革卦’的事,现在要进一步和你讨论一下。在明堂上,我之所以大发脾气,是因为害怕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破坏了我一个大的决策,所以,我就声色俱厉,以此吓唬那些文武官员罢了。我想,你会理解朕的用心。”
拓跋澄没吱声,孝文帝下令左右退下,和颜悦色说:“今日之举,诚为不易。但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因此迁宅中原,卿以为何如?”(今天我所要做的这件事,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国家是在北方疆土上建立起来的,后来又迁都到平城。但是,平城只是用武力开疆拓土的地方,而不宜进行治理教化。现在,我打算进行改变风俗习惯的重大变革,这条路走起来确实困难,朕只是想利用大军南下征伐的声势,将京都迁到中原,你认为怎么样?)
拓跋澄回答道,“陛下您打算把京都迁到中原,用以扩大疆土,征服四海,这一想法也正是以前周王朝和汉王朝兴盛不衰的原因。”
孝文帝说:“北方人习惯留恋于旧有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们一定会惊恐骚动起来,怎么办?”
拓跋澄说:“不平凡的事,原来就不是平凡的人所能做得了的。陛下的决断,是出自您圣明的内心,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孝文帝高兴了,“任城,吾之子房也!”(子房即汉初大臣、谋士张良,与韩信、萧何并称“汉初三杰”)。




商量南征之事是夏天,定下之后就准备吧,一准备就是好几个月,等到孝文帝率领百万步、骑兵从平城出发向南征讨时,都快到冬天了。出发时,太尉拓跋丕奏请孝文帝,要派宫女随行。孝文帝说,“临戎不语内事,宜停来请。”(“面临战争,不谈后宫之事,应停止这样的请求。”)弄出一副真要打仗的样子。
孝文帝是故意等这个时节,还是凑巧呢,从平城出来,一路上几乎天天下雨,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不堪,本来行军速度就慢,加上孝文帝路上遇见瘸腿、眼盲等的贫苦百姓时,都停车下来慰问安抚,送衣食等物,还叮嘱地方官员要供养终身。就这样慢慢腾腾走,到了洛阳时已过了小寒节气了,官员、将士疲惫不堪,都不想再走了。
到了洛阳,孝文帝还是不休息,命令大军继续南征。他自己穿着战袍,手持马鞭,骑马就要走。这时文武官员赶紧拉住孝文帝坐骑,齐刷刷跪在马前地叩拜。孝文帝装作不明白,问道:“庙算已定,大军将进,诸公更欲何去?”(作战计划已经决定,各路大军将要继续前进,你们还想要说什么呢?)
尚书李冲赶紧说:“我们现在的行动,全国上下都不愿意,只有陛下一个人想实现它。臣不知道陛下一个人走,将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有一心报国效忠皇上的心愿,却无法表达出来,只好冒死向陛下请求。”
孝文帝勃然大怒,“我现在正要征服外邦,希望统一天下,治理国家,可你们这些文弱书生,却多次怀疑这一重大决策。打仗用的斧钺有它们使用的地方,你们不要再多说什么!”说完,不再搭理文武官员,纵马要走。
这时,文武官员跪在马前不起,安定王拓跋休等大臣也都流着泪劝阻孝文帝。
孝文帝看“戏”演得差不多了,就说“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者右。”(这一次,我们出动军队的规模不小,出动而没有什么成就,我们将来拿什么让后人看?朕世世代代居住在幽朔,一直想要南迁到中原。如果我们不再向南征伐,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京都迁到这里,你们认为这样做怎么样?同意迁都的人站在左边,不同意迁都的人站在右边。)
南安王拓跋桢知道想拦是拦不住的,非常知趣的凑近孝文帝说:“‘干成大事业的人,并不向众人征询意见。’如今,陛下如果放弃向南征伐的计划,将京都迁到洛邑,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是老百姓的幸运。”事已到此,百官跟着高呼“万岁”,没有一个人站到右边。
其实,北魏鲜卑官员大都不愿意迁都洛阳,要不孝文帝怎么会撒这个弥天大谎呢,只是他们更不愿与向南征伐,迁都大事就这样定了下来。真是一句“谎言”,把北魏带入了中原,北魏也是由此“脱胎换骨”,逐渐融入先进的汉文化之中。

云冈石窟的壁画不多,是否与开凿石窟同时的,就不知道了。总觉得画风像是后世的,如果是北魏时的壁画,就很珍贵了。

这是一位半裸的飞天,很是少见。曾看过一些古时的壁画,没见过有裸女的画像。那时就这样大胆、前卫?不可思议。话说回来,这幅画的线条很优美,观赏性极强

改革服装的孝文帝汉化变革一项重要措施。
拓跋氏服式是胡服,上身翻领紧身小袄、下面长裤或长袍,扣子在左面,叫“左衽”。“左衽”是蛮夷的标志。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要是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头散发,衣襟向左开了,像蛮夷一样生活,《论语•宪问》)。汉服是宽衣博带,显得很飘逸,是右衽。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就要改变这个习惯,下诏“禁士民胡服”,(禁止士大夫与民众穿胡服)一律换成汉式服装。皇帝下令谁敢不听,不论朝廷还是民间一时都是汉服,跟南朝汉人政权没什么两样。这样改革措施是否像清朝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那样严厉,就不知道了,但孝文帝时期云冈石窟造像,基本上都是汉式服装。孝文帝设计的大臣朝服、帽子也蛮特殊的,红颜色的,上朝时“朱衣满座”。
其实胡服也不像孝文帝认为的那么“难看”,紧身衣服不光便于行动,尤其是妇女穿着,更能体现女性的优美。到了唐朝,胡服又开始成为时髦,尤其是贵族妇女更加喜欢。唐朝诗人元稹说:“女为胡服学胡装,伎进胡音物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孝文帝禁胡服也是一种政治需要。

这已是云冈石窟西部的石窟造像,属第三期的。那时京都已南迁洛阳,皇家支持的石窟建设停止了,基本上都是民间集资开凿的。这时的造像基本上没有鲜卑的特点了,脖子比较修长,与稍后的隋唐风格很接近了,汉韵更浓。


禁说“胡语”是孝文帝采取的第二步,不过他先“绕”了个弯子,把大臣都“绕”进去了。
一次他特意召见文武群臣,问他们:“各位爱臣希望朕远追商、周呢?还是想让朕连汉、晋都比不上呢?”
咸阳王拓跋禧说:“群臣们都盼愿陛下能超过前王。”
孝文帝问:“那么应当改变风俗习惯呢?还是因循守旧呢?”
拔跋禧答:“愿意移风易俗,圣政日新。”
又问:“只是愿意自身实行呢?还是希望传之于子孙后代呢?”
禧回答说:“愿意传之于百世万年。”
孝文帝话锋一转,说:“那么,朕下令开始实行,你们不得有违。”
拓跋禧回答:“上令而下从,有谁敢违抗呢?”
孝文帝见“火候”已到,便说:“夫‘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为然不?”(“‘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能兴。’现今朕想要禁止使用鲜卑语,全部改用汉语。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人,由于习性已久,可以宽容他们慢一点改换过来。但是,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人,凡在朝廷中任职者,不允许他们还讲鲜卑语,如果有谁故意不改,就一定要降免其官职。所以,各位应当严加自戒。对此,各位王公卿士同意不同意呢?”《资治通鉴•齐纪六》)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再想有异议也来不及了。所以,拓跋禧回答:“无不遵从圣旨。”
这时,孝文帝不紧不慢地说,“朕尝与李冲论此,冲曰:‘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当死!”(“朕曾经与李冲谈过这件事,李冲说:‘四方之人,言语不同,故不知应该以谁的为是;做皇帝的人说的,就是标准。’李冲此话,其罪应当处死。”)
接着孝文帝看着李冲说,“卿负社稷,当令御史牵下!”(你有负于社稷,应当命令御史把你拉下去。)吓得李冲赶紧免冠磕头谢罪。孝文帝这一招下马威实际是给那些心有异议大臣看的,果然有效,谁也不敢有异议。
第二天便下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在朝廷中不得讲鲜卑语,违背者免去所任官职。)


孝文帝禁胡服、禁胡语的措施算得严厉了,可还是有人不听。一个是皇后冯清,一个是太子拓跋恂。
先说太子拓跋恂。
拓跋恂是个胖子,受不了洛阳夏天的酷热,老是想回北方平城,根本不把孝文帝禁胡服、禁胡语当一回事,孝文帝送给他的汉式衣冠扯了,照样穿胡服、说胡语。手下一个叫高道悦的官员几次劝谏,太子由此怀恨在心。八月时孝文帝巡视嵩高(现今的郑州)时,留守洛阳的太子拓跋恂就杀了高道悦,秘密选取御马三千匹,准备带人出奔平城。幸好守城领军得知后封锁了城门,拓跋恂没走成。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叫来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元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
孝文帝几个月后废太子为庶人,派兵看守,供应普通衣物饮食,免于饥寒而已。大概第二年,御史中尉李彪密报,拓跋恂又与手下密谋反叛。孝文帝对这个儿子已失去信心了,认定他早晚会是朝廷一大隐患,也没多问,派人带着毒酒赐死太子拓跋恂,时年十五岁。
再说皇后的事。
孝文帝先后从妃子中立过二位皇后,冯清和冯润。她俩都是冯太后哥哥冯熙的女儿,妹妹冯清是正房所生,姐姐冯润是庶出,冯太后用意很明显,就是想让冯氏家族富贵显赫。姐姐冯润很有女人味,孝文帝非常喜欢她,后来她病了(据现在专家分析,冯润很可能是肺结核,孝文帝病死症状也很像肺结核,极可能是冯润传染的),只能出宫养病。妹妹冯清有大家闺秀风范,冯太后非常看好她,临终前嘱咐孝文帝要立冯清为太后。孝文帝又非常听冯太后的话,所以就立冯清为皇后。
冯清大概属于“冷美人”那一类的,缺少女人温柔,又非常固执,孝文帝禁胡服胡语,她偏不听,就穿胡服说胡语,孝文帝能管住大臣百姓,就是管不住老婆,弄得他挺尴尬的。时间一长了,孝文帝就想百般温柔的冯润了,派人打听冯润情况,听说冯润病以痊愈,就接回宫中,奉为左昭仪,仅次于皇后。
冯润重回孝文帝身边,大展女人魅力,深得孝文帝宠爱,又仗着自己比皇后冯清早入宫,没把异母妹妹冯清放在眼里。姐妹俩就有矛盾。


有关姐妹俩有一段演义,蛮有意思的。
一次,孝文帝举行家宴,皇后冯媛进来时,嫔妃宫人都跪迎,身为左昭仪的冯润正跟孝文帝说笑,只稍稍欠了欠身,没有跪迎。孝文帝见状也没说什么,请皇后入座。皇后大为不满,说“我不和骚狐狸同座。”
冯润回了一句“谁是骚狐狸?”
冯清说:“这还用问?自己心里明白。”
皇后与左昭仪当庭吵起来了,孝文帝只能两头劝说。冯清气得哭着就回去了。冯润也不示弱,也是又哭又闹。孝文帝还是心疼左昭仪冯润,加上冯清穿胡服说胡语,新旧张一起算,一气之下下旨,把皇后冯清废为庶人,之后就去了瑶光寺削发为尼,在那度过了余生。
《资治通鉴》只说了一句,皇后冯清是“昭仪因谮而废之。”(是左昭仪诬陷中伤她,使她被废掉。)《魏书》还是《北史》也有记载,只是更简单。但是,在《魏书•列传•卷一》对冯润当上皇后和后来赐死,倒是讲得蛮详细的。今人写冯润皇后的小说、拍的影视剧基本都是基于这段记载。
孝文帝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常年在外,不是率兵打仗就是各地巡视。皇后冯润耐不住后宫寂寞,于是就勾搭上了假太监高菩萨,孝文帝一直蒙在鼓里,后来他在悬瓠那个地方病倒了(现河南汝阳一带),冯皇后就更肆无忌惮了。
孝文帝有个妹妹彭城公主是寡妇,冯润想让她嫁给自己的弟弟冯夙,孝文帝答应了,可是彭城公主不愿意。孝文帝在悬瓠病倒了,皇后冯润趁机强迫彭城公主嫁人。彭城公主冒着雨偷偷赶到悬瓠,把冯皇后逼婚和与高菩萨私通的事告诉了孝文帝。孝文帝知道后不太相信,自己对冯润一往情深,为了她还废掉了冯太后指定的皇后冯清,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心有疑虑,但秘而不宣。



孝文帝病情好一些就回洛阳,把高菩萨抓了起来,一审问,高菩萨全招了。晚上时,孝文帝把冯皇后叫来,进屋先搜身,然后让她坐在远离自己的小屋,又把高菩萨押上来,当着皇后面把淫乱之事再交代一遍。接着孝文帝把在外面等候的彭城王元勰(即拓跋勰)、北海王元详(拓跋详)招进来,指着冯皇后说,“昔为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过去她是你们的嫂子,从今开始就是两旁路人了,所以只管进来勿须回避。)
接着又说,“我因她是文明太后家的女儿(冯太后),不能废掉她,只是把她虚置在宫中,她如果有廉耻之心的话,或许能自取一死。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还对她有什么情份。”大概孝文帝真的伤心透了,才会做如此绝情之举。冯皇后就此幽禁后宫。
公元499年,孝文帝在外征讨时,病得不行了,就把彭城王元勰等人叫到跟前作最后交代:“后宫久乖阴德,吾死之后,可赐自尽,葬以后礼,庶免冯门之丑。”(冯皇后长久以来不守妇道,乖违后德,我死之后,可以赐她自尽,以皇后之礼仪加以安葬,这样可免去冯氏家门之丑。)不久,孝文帝元宏(拓跋宏)去世了,时年33岁,名义上在位28年,独立执政时间只有10年。
彭城王元勰得孝文帝遗诏,派大臣白整给冯皇后送毒药。冯皇后不肯喝,一边跑一边喊:“皇上那里下有这样的诏令,是诸王们要谋杀我呀!” 白整只好抓住她,强迫把毒药喝下去,冯皇后即刻毙命。咸阳王王禧等大臣知道皇后冯润已死,就互相对视着说道:“设无遗诏,我兄弟亦当决策去之;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杀我辈也!”(假如没有先帝的遗诏,我们兄弟几个人也要想方设法把她除掉,岂可以让这个失去贞操的妇人宰制天下、杀害我辈呢?)
冯润谥号为幽皇后。一个“幽”字,也表明后人对她的评价了。

第三十九窟,塔窑洞,是云冈石窟晚期最大的洞窟,建造年代在494年到525年之间。

孝文帝禁胡服、禁胡语,以实现朝政汉化,最彻底大概是改姓了,原来姓“拓跋”改成姓“元”,其它鲜卑族的姓氏也都改成汉族的姓。在公元496年下诏“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口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北方人称‘土’为‘拓’,称‘后’为‘跋’。魏朝的祖先是黄帝的后代,以土德而称帝,所以姓拓跋。土,乃黄中之色,万物之元,所以应该改姓为‘元’。诸位功臣旧族中凡从代京迁来的,其姓氏有的重复,要一律改变。)所以,后世也把“拓跋宏”成为“元宏”,他之后的北魏皇帝没有再姓拓跋的了,都姓元了。

虽然,只有这尊大佛象征孝文帝元宏,但佛像背后还有许多有关孝文帝很有意思的故事,文章有点长了,就不说了。
离开云冈石窟时,已近黄昏,在望着武周山,那是一部北魏史,那里有鲜卑人最为辉煌的时候,然而他们又像盐撒入了汉民族汪洋之中,融化得无影无踪,成为水的一部分。汉民族太具有包容性了,如同母亲河黄河,起源就是一条潺潺小溪而已,沿途无数条支流汇入,终于成为浩浩长河,分不出当初的你我。如果从民族血统来说,汉民族血统大概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最丰富的,现今大概就没有一个纯粹的汉族人。
还是再说云冈石窟吧,总觉看了个一知半解,没看够,有机会再去云冈石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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