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窟叫“三佛洞”，主佛高达15米多，引人注目的是身上那件袈裟，上面有许多小佛像，号称“千佛袈裟”。这尊佛像象征着太武帝拓跋焘。太武帝是一个谜一般的皇帝，可以这样说，他是将神武、开明、邪恶集于一身的皇帝，历史上大凡赞颂他的，都会贬斥他几句；而抨击他的，又必须赞扬他的丰功伟绩。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是北魏王朝的奠基人，北魏统一中国北方是在他手上完成的。
太武帝拓跋焘跟他爷爷拓跋珪一样，一生都在打仗，而且在他没有当皇帝就开始领军打仗，战事不断，几乎一直打到他去世。柔然是北魏建国之后最大的边境隐患，他爷爷拓跋珪把柔然打怕过，吓得柔然好多年不敢骚扰北魏边境，但那只是“打怕”而已，时间一长，柔然人又来了。彻底解决柔然人隐患的是太武帝拓跋焘，把柔然人不仅打出漠北，几乎给消灭了，一个极其强悍的游牧民族从此衰落，再没振兴起来，最后就消亡了，成为历史的过客。
北魏时的中国，南北两大政权对峙，南朝刘宋政权的实力要比北魏强，也经常进攻北魏，但胜少败多；拓跋焘帅军反击，曾经打到长江边，“饮马长江水”，可是谁也没有能力“吃”掉对方，最后隔江和解。像北方的胡夏、北燕、北凉小国，都是拓跋焘一个个消灭的，真正完成北方统一。
十八窟主佛，是尊立佛，高大伟岸，有英姿飒爽统帅气度，倒也符合拓跋焘在“武治”上达到了北魏顶峰。
拓跋焘父亲是明元帝拓跋嗣，也是长期服用“寒食散”，身体不好，所以立14岁拓跋焘为太子，“使之居正殿临朝，为国副主”，处理朝廷大事。拓跋嗣自己避居西宫，上朝时不时悄悄出来，躲在一旁观察太子如何裁断政事，“听其决断，大悦”，很放心把国家军政大权交给了拓跋焘。《资治通鉴•宋记一》说，“太子聪明，有大度；群臣时奏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当决之汝曹国主也。”意思说，太子拓跋焘聪明，胸襟开阔，文武百官有时就疑难问题请示拓跋嗣，拓跋嗣就说：“这个我不知道，去让你们的国主决定吧！”临朝之后不久，柔然来犯，14岁拓跋焘就率军出京，在塞上屯聚军队，布防拒敌，迫使柔然不敢入侵。第二年，明元帝就死了，15岁拓跋焘继位，为太武帝。
拓跋焘这一辈子跟柔然打了十多次仗，有的是柔然进犯，有的是他主动出击，最危险一次发生在他刚继位不久。柔然可汗率六万骑兵进犯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拓跋焘率轻骑反击，结果陷入柔然军重重包围之中，北魏轻骑军岌岌可危，顿时人心惶惶，所有目光都看着十五岁小皇帝。拓跋焘毫不慌张，镇定自如指挥军队，一马当先殊死拼杀，结果射杀了柔然大将，柔然军反倒大乱，无心恋战，主动退兵。北魏军斩首数千，获马万余匹，大胜而归。
主佛两则造像非常生动，虽然有些已经风化而模糊不清，依然不失精美。
最远一次是拓跋焘带领大军打到柔然的老家（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北魏军到达漠南后，拓跋焘下令舍弃所有辎重，只带十五日军粮，领着轻骑穿越蒙古大沙漠进攻漠北。柔然可汗怎么也没想到拓跋焘敢穿越大沙漠，当得知北魏军已越过大沙漠时，惊慌失措，匆忙率众向北逃窜。拓跋焘追击到杭爱山才止步（今蒙古国境内），已离京都平城有三千七百多里，用土话说，就是把柔然人追得“没烟”了。沿途高车诸部也趁机摆脱柔然，先后归附北魏者有三十余万落之多，所获牛马百余万匹。归途中拓跋焘得知已尼陂还有高车人（今贝加尔湖一带），派兵攻之，又招降数十万人，将他们连同牲畜一起迁往漠南北魏控制地区。这一仗打了近半年，扩地千余里，终于打的柔然“怖成北窜，不敢复南”，“边疆息警矣”（《北史•卷八十六》）
拓跋焘打仗勇猛无比，“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跟敌军对阵时，他常常和士卒们一起站在飞石乱箭四射的危险地方，左右人一个个被射死或受伤，太武帝依然神色自若）在攻打大夏国都城统万城时，拓跋焘跟士兵一样冲在前面，“世祖坠马，贼已逼接，世祖腾马，刺杀其尚书斛黎，又杀骑贼十人， 流矢中掌，奋击不辍。” （世祖是拓跋焘的庙号）这样统帅带的军队，必定是虎狼之师，“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结果是大夏军队大败，都没有时间逃回统万城，只得逃到别处，号称坚固无比的统万城就这样被拓跋焘攻克了。
十六窟，文成帝拓跋濬，有点儒雅之气了，服装也是汉式的宽衣博带，尤其是胸前那根飘逸的带子，很显眼。
右手叫“施无畏”手印，相搭配左手的“智吉祥手印”，也叫“释迦说法手印”。据说这代表释迦苦修而觉悟，要将自己的法理宣告于世，乃称“智吉祥”。北魏再次弘法，就是从文成帝开始的。
细观佛手，造型精细漂亮，尤其小拇指指甲，略略长出一点，极生动，叹为观止。
历史上提及太武帝拓跋焘，都说到他神武，仿佛就是为战争而诞生的一个“神人”。这倒有点像“三皇五帝”时的那位“战神”蚩尤，曾经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不过最后还是败在黄帝手下了。太武帝拓跋焘好像没有败在谁的手上，真正打败他的是他自己。不过那是后话了。
千万不要以为拓跋焘只是一介武夫，其实他的政治头脑、外交手腕也很高明。
拓跋焘跟柔然、南朝刘宋、大夏、北燕、北凉都打过仗，但并不妨碍他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互通使节、互贡财物，甚至互相联姻。大夏国是被拓跋焘消灭掉，可之前他把妹妹嫁给大夏国王，还娶了大夏国王妹妹赫连氏为妃，后又立为皇后。柔然是死敌，拓跋焘把公主嫁给了柔然可汗，又将可汗妹妹娶为妃子。联姻是缓兵之计的一环，并不妨碍最终消灭对方。
最有意思的是与南宋刘宋那一仗。公元447年时，北魏与南朝刘宋打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各有胜负，但北魏大军打到了长江边了，再往前拓跋焘也打不动了，更别说消灭南朝刘宋了，拓跋焘就想讲和。《资治通鉴》记载：“饷上橐驼、名马，并求和，请婚。上遣奉朝请田奇饷以珍羞异味。……以其孙示奇曰：吾远来至此，非欲为功名，实欲继好息民，永结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马不复南顾。”意思是，拓跋焘派人给南朝皇帝送骆驼、名马等礼物，要求和解，并请求与刘宋皇室联姻。南朝皇帝也派遣大臣田奇带着奇珍异果送给北魏。……拓跋焘把他的孙子叫过来给田奇看，说：“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是想要成就功业，传播自己的名声，其实是想维持过去的友好，安定百姓，永远结成婚姻，永远相互援助。宋国皇帝如果能够把他的女儿嫁给我这个孙子，我也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武陵王为妻，那样，从今以后不会再让一匹马南下骚扰。”拓跋焘作为政治家，玩得还真很溜，大兵压在南朝门口了，还瞪着眼睛说瞎话，是为了两国的“友好”。那个孙子就是后来的文成帝拓跋濬，也是“千古一后”冯太后的丈夫。当然，婚姻没有联成，不过拓跋焘得到了体面退兵理由，临走时没忘了把苏北诸城财物一掠而空。
十七窟，景穆帝拓跋晃，是拓跋焘儿子、拓跋濬父亲，没当过皇帝，是文成帝拓跋濬追认的。
拓跋焘不只会武，治国理政上也很有一套，起码他懂得经济建设对国家的重要性，说“财者，军国之本”，能说这句话是很了不起的。北魏时周边布满大大小小“敌对国”，随时都会入侵甚至消灭你。用现在的话讲，国际环境十分凶险，随时都可能“倾国”，但还能把经济建设视为“本”，只有高明的政治家才能做到的。
北魏是多民族居住地区，各自有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拓跋焘实行因地制宜生产生活方式，能放牧就放牧，能种地就种地的。《魏书•志十五 食货志》说“世祖继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倍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北魏是胡人政权，是文化落后民族执掌政权，大概不懂得什么“典型”带路，什么“一刀切”之类的花拳绣腿，倒是懂得尊重社会习惯、尊重自然规律，比之农业要学习某某，恨不得平原上也开梯田；说“以粮为纲”，管它什么地方“一刀切”统统开垦种粮，有没有收成无所谓，“纲”比粮食重要，这种治国理政实在比“蛮夷”还要落后。
十九窟，明元帝拓跋嗣，北魏第二代皇帝，31岁逝世，在位14年。
十九窟外的协侍菩萨。
拓跋焘还有个优点，就是很自律。《北史•本纪•卷二》说他， “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无兼彩。”意思是，他喜爱清静俭朴，衣服饰品和日常用具、饮食等，够用而已，不喜欢珍美艳丽的东西。吃饭没有两种以上品味的菜肴，所宠爱的昭仪、贵人，衣服没有两种以上的色彩。但对部下他很慷慨，“赏赐， 皆是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尝横有所及。”赏赐只给有功的人，亲戚、宠妃一律没有，公私分明。
这样一位有军事才能，懂经济、体恤部下、又很节俭，按说是好皇帝，其实也不然。拓跋焘是个挺矛盾的人，有时做事像谜一样，弄不清楚怎么想的，变化之大之快有点像川剧“变脸”，他从崇佛到灭佛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那也是中国佛教第一次佛难。
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对佛教还是蛮感兴趣的，像他爷爷拓跋珪那样很敬崇高德僧人，不过没有醉心佛教教义，更多的是醉心“武功”，忙着平定天下。有一位重臣也是三朝元老司徒崔浩，拓跋焘格外倚重，朝廷颁发诏令，全由他负责，曾告诉诸尚书：“凡军国之大计而卿等不能决时，皆可先谘浩而后行”。崔浩这个人不信佛教笃信道教，每当与皇帝讨论国家大事时，有机会他就要诋毁一下佛教，说佛教是荒诞的，是耗费钱财的祸害。说多了，拓跋焘开始转向崔浩了，于是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佛教失去了皇上支持，厄运就开始了，不断受到排挤打压。
一次，拓跋焘领兵镇压盖吴农民起义，在长安城一座寺庙里发现藏有大量兵器，从而大怒，认为僧人与盖吴串通谋反，下令彻查。一查发现寺内还有大量酿酒工具和官员富豪们藏匿的巨额财物，有专门用来淫乱的密室。这还得了，哪像佛门清净之地。 崔浩借机劝说太武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拓跋焘便下令，诛杀长安及各地僧人，焚毁所有佛寺、佛像。 “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就是谁私藏僧人，查出来全家抄斩。
第十三窟，这个构思太精妙了。可惜，这个石窟没有开放，未能亲眼目睹。照片是作功课时留下的。
太子拓跋晃素来敬奉佛教，几次上书拓跋焘，说“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这样诛杀僧人过分枉滥，即使僧人有错也不能归罪与佛像。如今关掉佛寺，以后世代都不信佛了，土木做的佛像和寺庙也就毁灭了。）就想用拖延办法挽救僧人和寺庙。
拓跋焘根本不听，“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够铲除这种历代以来存在的巧伪之物）太武帝把灭佛作为前无古人的功绩了，再次下诏，“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并告知各地，所有佛塔佛像以及佛经，一律毁掉，佛教徒不论长幼全部坑杀。
幸亏太子拓跋晃，一面上书皇帝一面暗地通知人，皇帝要禁毁佛教，所以各地大多数僧人逃跑藏匿起来了，在京城的僧人直接得到太子保护得以保全，金银佛像和各种佛经大都秘密保藏，但各地的庙宇佛塔都毁了。这个场景有点像我们曾经的“文革”，领袖一声号令，全国轰轰烈烈扫“四旧”，多少文物毁之一炬，多少知识分子被打倒，还“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当时有一个道士寇谦之，崔浩是他的忠实信徒，他也经常在太武帝拓跋焘面前说佛教的“坏话”，但是寇谦之都觉得灭佛做得过分了，就劝说崔浩别再煽风点火了，崔浩不听，寇对崔浩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你近年内要遭到杀戮，满门抄斩。）果不其然，四年后拓跋焘因修史诛杀了最为信任重臣崔浩，还真是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按史书上说，崔浩编撰北魏国史时无所避讳，直书了北魏历代皇帝的隐私，以“暴扬国恶”而被五马分尸。
不过，杀了崔浩后，拓跋焘又后悔了。《魏书》说，“浩既诛死，帝颇悔之。业已行，难中修复。”意为崔浩诛杀后，拓跋焘就后悔了。对毁佛之事也后悔，又觉得禁令已经实行了，毁的寺庙和佛像也难以修复了。《资治通鉴•宋纪七》也说， “魏主既诛崔浩而悔之，会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笃，或传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第十九窟释迦牟尼佛像，左手下小人是他的儿子，所以称这尊佛像为“父与子”，表现父亲的慈爱。
杀了人又后悔的事常有，在拓跋焘晚年尤甚，像谜一样，别人难以猜透拓跋焘的心思。这个事也发生在太子拓跋晃身上，史称 “正平事变”。
太子拓跋晃当国监有十三年。国监制度就是崔浩提出来的。按照拓跋氏传统，皇位是兄死弟及，第一代皇帝拓跋珪采纳崔浩建议后，第一个受益者是拓跋嗣，也就是拓跋焘的父亲，第二个受益者是拓跋焘。国监权力很大，皇帝外出时，国家是由国监管理，所以太子拓跋晃有自己一批宠臣，形成自己利益集团。《魏书•列传八十二》说，太监宗爱阴险暴戾，多有违法行为，太子常常对他表示怨愤。太子有两个宠臣给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两人在东宫任事，颇有权势，太武帝对此有所耳闻。这两个人与宗爱关系不好，宗爱给他俩人罗织一堆罪名，想以此打击太子。可能太武帝原本就对太子网罗个人势力有些不满，便下令处死道盛、任平城，太子宠幸的多名大臣也被诛杀了。太子拓跋晃由此忧愤而死，死时才二十四岁。
但记载南朝史书《宋书》说，太子不是忧愤而死，是被老子拓跋焘逼死的。
《宋书•卷九十五》记载，“焘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诸营，卤获甚众。焘归闻知，大加搜检。晃惧，谋杀焘。焘乃诈死，使其近习召晃迎丧，于道执之。及国，罩以铁笼，寻杀之。”意思是，拓跋焘出征汝南郡的瓜步时，拓跋晃私下派人到各部落勒索很多财物。拓跋焘回国时知道了，便大肆搜查（我猜想大概是宦官宗爱告诉太武帝的）。拓跋晃害怕了，打算谋杀拓跋焘。拓跋焘于是装死，派心腹通知拓跋晃前来迎丧，在路上捉住拓跋晃，回国后，用铁笼关押太子，不久便杀了。
这两部都是正史，信谁呢？我觉得《宋书》可能更接近真相。
这是哪个石窟的，有点记不住了，是为数不多反映鲜卑人日常生活的造像。
下方一排跪着的是供养人。
拓跋焘杀了儿子后，又有后悔之意，认为自己可能杀错了，或不该下如此重手。这时宦官宗爱害怕了，怕拓跋焘把杀太子的账算到他头上，干脆先下手为强，他把皇帝拓跋焘杀了。拓跋焘死时44岁，在位28年。一代枭雄就这样告别了历史舞台。
宗爱把拓跋焘的第五个儿子博真扶上位，半年后宗爱把他又杀了，这时朝廷两个尚书孙渴侯和陆丽拥立皇孙拓跋濬继位，也就是文成帝，冯太后就是他的皇后。
拓跋濬当皇帝后，首先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杀了宗爱及其朋党；另一件事就是废除了爷爷拓跋焘灭佛规定，下令各州、郡、县都建造佛寺一所，凡是想出家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听任出家。亲孙子推翻了亲爷爷引以为豪的灭佛决定。
云冈石窟就是从文成帝开始开凿的，最先开凿的是“昙曜五窟”。这个昙曜与太武帝拓跋焘也有点瓜葛。
北魏佛教兴盛得益于两个和尚，法果和昙曜。昙曜这尊像应是现在人建造的，但法果没有，真应该给法果也塑一尊像。
昙曜是个高僧大德，当年太子拓跋晃就很敬仰他。皇帝拓跋焘灭佛，昙曜准备以死抗争，拓跋晃几次亲自劝阻，昙曜才带着袈裟和法器，逃出京都了躲起来。这一躲就是七八年，等到文成帝继位，得知下诏恢复佛教，就赶紧回京都平城，想求见文成帝。一天，昙曜在街上走，“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魏书•志二十》）意思是，文成帝也正好出来，在路上遇见昙曜，文成帝御马一下子咬住昙曜衣服，侍卫刚要干预，文成帝说我的马是能认识好人，就将昙曜带回宫中。文成帝知道了昙曜是父亲拓跋晃生前尊敬的高僧，便以师傅之礼相待。这是一段巧合，也许是一段演绎，但正史《魏书》是这样记载的。至于，御马怎么会咬住昙曜衣服，后来就有很多演义版本了，各种说法都有。
“昙曜五窟”外景。
昙曜对文成帝说“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 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文成帝很欣赏昙曜的主意，云冈石窟由此开凿，时间是公元453年。
“昙曜五窟”五尊佛像象征着北魏前五位皇帝，就是体现法果说的“佛帝一体”思想，拜佛就是拜皇帝，拜皇帝就是拜佛。可是这五个皇帝中四个信佛，只有拓跋焘灭佛，而且灭得很彻底。昙曜动了一点“坏脑筋”，只给第十八窟佛像穿上一件“千佛袈裟”，表面看是弘扬佛教，实际上大有用佛像压住拓跋焘灭佛的“邪气”。这与用五指山压住孙悟空“邪恶”有同工异曲之妙。文成帝拓跋濬是何等聪明人，肯定猜到昙曜的用意，只是不说，也不反对。大概他的心情与昙曜一样，祖先要颂扬，灭佛邪气也得压住。果真，之后北魏历任皇帝再没有过灭佛。
这件沉重的千佛袈裟，太武帝拓跋焘一穿就是一千五百多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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