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留痕】云南农垦的朋友（一） 今年似乎是个多事之夏，7月23、25日，我们原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的两位知青吕原华、王文嘉相继离世。王文嘉是我们北京65中同届的同学。8月2日，得悉高中同班的杨幼春同学去世。人总要走这一步，王文嘉已经是我们55个知青中的第七位了，杨幼春如果没有记错，也是我们班走的第六位了。人生无常，他们先走一步，我感觉自己在保重的同时还应当做些什么，我想到，应当把我所经历过的有关人和事尽可能写下来，先写写云南农垦。其中有的我曾经写过，但只是其中一部分，如冯永祺，如今她早已去世；有的由于你知道的原因，给删了，如我有的杂文，还有那篇《云南农场：知青眼中的湖南人》，被某博客列为”私密“只许自己看。那么我就再写，留给朋友和后人。 一、老大姐冯永祺 冯永祺是我们许多知青都熟悉的一位大姐，我的一位老师。2006年的一天，上海知青吴鹤翔告诉我，冯永祺想与我联系。我1992年底调离云南，临行前曾经与芳洁一起去老冯家道别，如今已经有14年没有与她见过面了，也正想和她联系，于是立刻给她打了个电话。得知她今年已经74岁了，上网不方便，就把我当时已经在网上发表的《我与当年的一期大西南文学》一文和其他几篇有关文章打印出来给她寄去。 不久老冯便回了信，信中说：“看到龙江的文章非常高兴”，“希望你写下去，写下去。回顾已走过的人生之路，你积累了多少生活，那是一个富矿可供开发，从各种角度写出许多既真实又具真情的作品。”关于她的近况，她说：“我仍在写散文，准备一直写下去，直到提不起笔。因为写就要思索，就要读书，生活因此而充实。”信中还提到一些我们共同认识的知青，其中上海知青黄寅敏现在担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最后她饱含深情地说：“非常想念你们，那已逝去的往日不时在眼前重现。”随信，老冯还寄来了她的一本散文集《美妙如初》。 《美妙如初》收集了冯永祺在不同时期创作的54篇散文，由著名白族诗人晓雪作序，列入《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云南卷（第四辑）》。老冯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做编辑工作，为此还培养出来不少作家和文坛新人，获得了中国作协编辑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园丁奖。直到晚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才真正开始自己的创作。这一下笔就不可收拾，一篇接着一篇，直到70多岁了还在文学的土地上勤耕不怠。《美妙如初》已经是冯永祺出版的第6部散文集了，前几部还有《竹楼情思》、《六月的眼睛》、《梦里梦外》、《南行踏歌》、《多情草》等。 有关资料这样介绍她：“冯永祺 成都人，1933年生，17岁当公安，4年后调国家体委。1957年1月来云南，到<边疆文艺>当编辑13年。文革后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宣传处工作7年，被云南人民出版社要去,任文艺部副主任、主任。4年后调云南省委宣传部任文艺处副处长、处长两年。1981年重回<边疆文学>任主编。云南省作家协会理事、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主席、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副编审。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我觉得她的一段自我介绍更显亲切：“有心于文艺却因偶然的原因失去学音乐的机会，却有幸走进国家公安队伍，走进国家体委大门；来到云南后，终于以文艺作为人生事业，一遂心愿。从此先后在云南省文联、省委宣传部、云南人民出版社为他人做嫁衣28年；也做文艺组织工作。格外珍惜在生产建设兵团7年结识的许多农垦和知青朋友。” 在我的心目中，冯永祺首先不是编辑和作家，而是一位老大姐和知心朋友。认识她大约是在70年代初，我在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做宣传工作，冯永祺是兵团政治部宣传处的干事。兵团部设在思茅，有时她下农场来调研，有时我上兵团去写材料、联系工作，一来二往就认识了。听说她是王副局长夫人，爱人王宇辉原来是省农垦局的副局长，当时是兵团地方干部中的二把手，开始接触时还有些疑虑，但熟悉后很快就打消了。她初次见面给人的印象是虽然她已经年届中年，却风韵犹存；待人亲切，谈吐优雅。她喜欢向人倾诉，也喜欢听别人倾诉，使人感到有话都爱和她说。可能是长期搞文艺的关系，她的谈话具有明显的形象思维特点，说到一个人时说的往往是这个人外貌、言语、性格等方面的特点；说一件事情她描述的是场景和环境，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在一次次的交谈中，我们逐渐忘记了她的“局长夫人”身份，亲切地称她为老冯。 老冯喜欢交朋友，尤其是交知青朋友。她熟悉接触过的每个知青的名字，关心知青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她在兵团主持办了几期文学创作培训班，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出了《快马加鞭》等两本书，在这个过程中，她与其中的许多知青作者如王友琴、钟定模、杨少勤等都成为了朋友。老冯十分关注知青的恋爱、婚姻，经常与大家交谈、交流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有时还直接为知青牵线搭桥。记得当她听说思茅农场的北京知青邹昭晞对我们这一批的李大明有意，就让我和梁芳洁出面把他们约到一起在老冯家包饺子，为他们创造了第一次见面的机会，结果两人一拍即合，最后终成眷属。还有我们在兵团的同事和朋友刘益飞、黄世华夫妇，当初也是由老冯和我共同充当的“红娘”。 1974年，我从东风农场调到兵团宣传处，和老冯成为了同事；后来兵团撤消，改为农垦总局，我任宣传处副处长，成为老冯的上级。但是不管工作关系如何变化，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却还始终如一，我们还在一起谈思想、谈工作、谈人生，交谈中我感到，她仍然是我的老大姐。 1987年，我在云南省技干部管理局工作，冯永祺在省作协主办的刊物，原来叫《边疆文艺》，后改名为《大西南文学》（后又改回原名）担任主编，我们在科干局长闪淳昌、副局长张大昌、省文联副主席晓雪等安排部署下，合作进行了一次“名作家写名科学家”的活动，出版了一期云南科学家的报告文学专辑。作品完成后，除了请省委副书记朱志辉和省科干局长闪淳昌作序外，还要写一篇编后记，冯永祺提出让我来写。这一般是责任编辑的活儿，我从来没有干过，能行吗？我有点作难。冯永祺鼓励我说：“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能行。” 那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在台灯下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带着被这些作品感动的激情，一鼓作气完成了近4000字的文章《他们从那个神奇的世界走来——评本期发表的一组报告文学作品》，作为这期科学家报告文学专集的编后记，在《大西南文学》1987年第11期发表。岁月流逝，转眼那么多年过去了。但过去的那时光却始终难忘。 2011年5月，老冯到北京，先后两次来我家看望，第一次杨少勤陪同，第二次李大明也来了。见面后热情如初，滔滔不绝地述说，不允许别人插嘴，还一首接一首地给我们唱老歌。我在感动之余也隐隐地为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感到担忧。走时我送她到她住的鼓楼大街一位老将军宅邸，她要求要一分不差地准时到达，我们早到了10分钟，就硬是去积水潭和二环上绕了一圈回到原地她才下车。几天后我陪他去时任部队领导职务的知青朋友孙晓青和夫人陆莹家，先让他们做好了思想准备，结果一切顺利，大家欢喜。事后，得知她当时已经得了老年精神障碍方面的疾病。 第二年的12月，老冯去世。她在临终留下了如下文字： “告别信 自然法则，难以抗拒，我先走了。给朋友们道一声珍重。我在天堂会想念你们的。 冯永祺 2012年12月14日”。 祝老冯一路走好。 1975年在云南思茅兵团部合影，后排左四为冯永祺，左三是王友琴，左五是我：

2011年5月，冯咏琪来北京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