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至要，无如教子 ——从陶渊明的《责子诗》说开去 文、图／王锋 在中国，稍稍有点文学素养，不可能不知道陶公，还有他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了解陶公的《责子诗》未必就占多数了。 陶公的《责子诗》全文如下：“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诗句通俗易懂，字里行间里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在责怪孩子的同时也满是自责。 宋时苏轼的同乡家颐在《子家子》中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我十分赞同这个观点，这话也在陶公身上再次得到了体现。因为喜好读书，满怀积极进取之心的陶公在看透了官场尔虞我诈之后，毅然决然挂印辞官，在耕读自适、隐居不仕生活中，他获得了极大的心灵富足和精神自由，因为有了融入自然的丰富的生命体验，再加上勤学苦读造就的绝世才华，他的性情与田园自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契合，他也由此创作出了大量的流光溢彩、脍炙人口诗句，为后世树立了一座田园诗的艺术高峰。《晋书》、《南史》、《宋书》皆有其传，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很高，对后代的文学发展影响很大，在宋元之后，甚至一度被推为屈原以后、杜甫以前之一人，欧阳修不曾如此称颂他：“晋无文章，惟陶公，《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他的归隐，正是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格完美思想的体现，也是道家崇尚自然最高境界，在青山绿水白云蓝天之下、在桑麻稻麦蔬果花草的田园之中，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而食、织而衣，真正走向了淡泊、平和、质朴的生命境界。 陶公生活在政治环境异常复杂的晋宋易代之际，他的曾祖陶侃官至大司马（相当于现的正部级），但到了陶公这里时已坠入“寒门”，身为庶族的陶公少时既志存高远：“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又心向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这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中，使他在50岁以前不得不徘徊于出仕与归隐的人生道路之上。从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再到建威参军到到彭泽令，尽管他一直在官吏的低层，但仍难免被官场的风气裹挟。官场的蝇营狗苟，构陷倾轧,使他深感“愧平生之志”。“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终是外因，真正促成陶公归隐的内因，主要还是庄子崇尚自然的思想。权势、功名、贪欲等本身都是违反自己的异己力量,当个体精神从“形”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时，人对名利地位声誉的追求就不会那么迫切了，更何况那些功利的追求和满足又往往是以身心屈辱为代价。也正因为如此，陶公最终决定辞别彭泽令归隐时，没有沮丧，更没有留恋，而是产生了一种大梦初醒、迷途知返的醒悟感,“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居家、责子、交友、饮酒、弹琴、采菊，甚至读书、耕作，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也是在这自然中，他积极地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然而，归隐的生活也给陶公的人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痛苦和遗憾，特别是为他的“教子”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这从陶公的诗文中能寻找到一些“踪迹”。陶有两任或是三任妻子不说，但有5个儿子是铁板钉钉的事。陶公在诗文中，多次提到一些古代高洁的隐士，兼及隐士的妻子。说她们都是甘心隐居，过贫苦生活的，甚至还有妻子鼓励丈夫这样做。现实生活中也多有这样的现象，很多人在险恶的官场、浑浊的商场中周旋，不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也是为了要让妻儿老小生活过得更富足一些。尤其是古代，女人没有经济收入，完全依附于男人，男人放着官不做，却选择面朝黄土面背朝天的生活，天长日久怎能不生怨言？这些在陶公50多岁时所作《与子俨等疏》中能得到部分印证：“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了？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常被王孺仲妻子的话所感动，既然自己也裹着破棉絮御寒，又何必为儿子的不如别人而感到惭愧呢？这与我现在告诫你们是一回事，遗憾的是我的邻居中没有求仲、羊仲那样志同道合的高士，你们的母亲也没有像老莱子妻子如待家人那样对待我们，我怀抱着这样的苦心，内心实在惭愧。”结合《责子诗》的文意和创作时间来看，陶公从40多岁到50多岁这10年多的时间中，他们夫妻之间关系未必高度和谐，应该不会如萧统在《陶公传》中所言：“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很有可能陶公之妻在此期间反复提醒过陶公应改善家里的经济环境，为陶公的5个儿子的求学创造更便利的外围环境，但却被陶公耿耿于其妻不能与己同志而疏忽了。此此观之，陶公未免有些“自私”。躬耕隐居，必然需要大量的时间劳作，偏偏陶公又兴趣广泛，又是饮酒又是弹琴又是采菊，哪里有时间亲自教导5个儿读书作文？自己不亲自教导5个儿子，又无经济实力请人前来教导儿子，如此，在乡村之中，在山野之内，陶公的5个儿子又怎能通情达礼？又怎能明经达道？此间，屋漏又逢阴雨，陶公一家人所居住的在乡下的房子也因一场意外的大火被付之一炬，陶公此后生活之艰辛就更加不言而喻了，喝喝喝的结果也只能是“借酒消愁愁更愁”了。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这是陶公晚年所作之诗《乞食》。据说此时陶公已62岁，体弱多病，常饥寒困顿，而又赶上灾年，不得不向人乞食，诗人根据乞食的真实经历写下了此诗。陶公秉承的“受恩欲报，饮水不忘挖井”的传统美德跃然纸上，但其晚景之凄凉也让人读来有泪，毕竟，他尚有5个儿子在世啊！ 前些时日，在网上看到颇令人感触的一段话：“人在年轻的时候，千万不要借口工作忙而忽略对孩子的教育，在年老的时候，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去烟，而一个不成器的孩子，足以让你晚景惨淡。”从陶公的《责子诗》看，陶公不成器的孩子不止是1而是5个。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陶公为什么会在晚年写下这首《乞食》之诗了。 诗酒相和，欢聚言笑，经纪衣食，不忘力耕，平淡、枯燥的乡间生活，在陶公的笔下，诗意万千。无论是最初钟嵘在《诗品》中认为陶公是“古今隐逸之宗”，还是近现代从诗派角度称其为“田园诗人的开山祖”，陶公在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毋庸置疑，其影响之深远也不容否定。其诗洋溢着活力与趣味，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陶公的耿介操守和不凡志趣，展示了高洁的人格魅力，更是他受到后人持无限崇仰，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在“教子”上的失败。 当下，在举国百姓都将“富起来”的时候，无论达官贵人，还是贫民百姓，没有不重视为孩子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的。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包括时间和金钱，这是好事。毕竟，孩子在三观未形成之前，注定要受教育环境的影响，正所谓“近墨者黑，近赤者朱”。 也许，我终究是一介凡夫俗子，学术水平和思想境界永远无法抵达陶公的高度，但我仍发自内心地为陶公惋惜不已。此刻，我在想，陶公完全不用向官场或是权贵俯首屈膝，如若他能在“教子”方面哪怕分出读书方面十分之一的精力和时间，他的5个儿子中在成年之后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 行将收笔，摘家颐在《戒子通录》中部分所言与大家分享：“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教子有五：导其性、广其志、养其才、攻其病，废一不可”。 愿我们在教育子女方面能都如愿收获“初心”。 2018、7、16王锋于“日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