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茶林场电影放映队的集体记忆
2018-6-13禾子在黄山茶林场的知青同事、场工会伍贻庆曾负责全场文体方面的工作。去年12月17日,我应邀参加了他发起组织的场男女乒乓球队队员久违几十年后的聚会,并加入了微信聊天圈。因为有共同爱好,朋友们除了互动交流,彼此关爱外,还常常结伴打乒乓,近日组队参加了“张德英杯”友谊赛,取得了良好成绩。半年来的观察,我觉得这样的聊天圈对丰富退休生活十分有用。

乒乓球队建圈后,伍贻庆想把当年的场电影放映队队员们也召集起来,他很早对我说过这个打算,今年三月,根据我的时间方便,确定了5月13日(周日)晚上全队聚会,参加聚会的有队员十人,这也是知青返沪后放映队最大的一次聚会。聚会当天拉起了微信聊天圈。


5月13日,我和双王参加了中午的一次聚会活动后,马不停蹄地出席了放映队的晩宴,并当晩把拍摄的照片制帖发布。至于有图有文的格图帖,我不想用泛泛的友情文字和排列组合的人像照片敷衍了事,而有菜有内涵的帖子,还得进一步挖掘素材,这需要时间。

近一个月来,接连做了黄山返乡团的几篇格图,又参加了一些活动,更因家事缠绕,耽搁下来。几天前,重起炉灶,搜集材料,构思写点。72届知青友人罗润生在黄山七年,几乎一直在放映队工作,也算是老前辈。他主动请战,根据我的要求,提供了许多材料。伍贻庆更是有问必答,让我对放映队的情况更加了解。聊天圈的不少朋友也常会晒出旧照,回忆旧事。

于是,我根据大家提供的材料,尝试以《黄山茶林场电影放映队的集体记忆》为主题,制作一篇格图,描述知青年代的文化生活,记录放映队成员努力工作的足迹。


电影面世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欧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魔都上海电影领域开始蓬勃发展,国内名星名片初露峥嵘。禾子依稀记得少儿时代在父母的带领下,在上海大光明、和平、嵩山、蓬莱、沪南等电影院看过电影,尤其对读初中时,学校组织观看学生场电影的情景,记忆犹新。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我国广大山区农村由于交通不便,条件艰苦,文化生活大大落后于城市。为了改变这种落后局面,在国家及各级政府部门的倡导和支持下,各地电影放映队应运而生。

1965年开始,黄山茶林场属上海市管辖后,先后有大批上海知青来到此地,最兴盛时,拥有十万亩山地,近万名人员。说它是个小社会,一点也不夸张。七十年代初开始,茶林场有了电影放映员。

1975年,在市农场局的支持下,茶林场在原有的大礼堂基础上,自己动手,改建成电影院,购进了更先进的放映机设备。同时,在市电影局等部门的支持下,培养了多名有资格证书的电影放映员。硬件设施完善,软件准备齐全,从此以后,茶林场的电影放映工作更加蓬勃开展。

放映队不同于场文艺小分队或乒乓球队,它不是临时搭建的队伍,而是一支有人员编制的基层单位。二十年的历史,前后人员变动较大,但始终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地为广大茶人服务,曾多次被评为市农场局先进单位。

自左至右 罗润生,胡再昌(队长),冯斌,马大明

自左至右 赵舍田,罗润生,冯斌

自左至右 伍贻庆(队长),罗润生,赵捨田,瞿永强,左沪泉,姚以仁,马大明,冯斌,倪志琪,储炳飞。 (1977年拍摄)

自左至右 前排:冯斌,伍贻庆 中排:瞿永强,赵捨田,李敏良,罗润生 后排:倪志琪,左沪泉,马大明。 (1977年拍摄)

自左至右 前排:储炳飞,徐红,伍贻庆,田铭龙 后排:姚依仁,赵舍田,谢克成,张龙林 (1980年拍摄)

前排左起:冯斌,刘立安,张龙林,田铭龙,徐红 后排左起:马大明,张鸣远,谢克成,罗润生,伍贻庆 (2018年5月13日拍摄)

#马大明的回忆之一# 在5月13日放映队聚会的队员中,我是最早进入放映队的,当时我是作为业余放映员借调的。那时只有唯一的一台苏联产的16毫米电影放映机,师傅是史啸岑,后来他上调到上海新光电影院。还有一个比我早半个月调来的师兄洪新祥,我们三人负责全场的放映工作。当师兄应征入伍后,我就成了光杆司令。为了让春节留场的知青和有关人员能过上不那么寂寞的春节,记得场部负责我们的领导还要求我暂时不要回上海探亲,留下来值班,放放电影,空余时帮小卖部旁的新华书店卖卖年画和春联,为此我还过了一把售货员的瘾呢。 后来随着放映员队伍的扩大,人员的增加,有了8、75毫米和35毫米的放映机,建造了茶林场的电影院。然而那台最老的16毫米放映机一直是我的专属,六年多的放映生涯,这台机器几乎是我的全部,直到我调离茶林场。 当年最让我感动的是放映队队长胡再昌。由于我们常常要去各连队放映,有时一天去几个地方,有时由于影片周转原因一天一个点要连放两部影片。无论我们放的多晚回场部,老胡总是等着我们。当拖拉机送我们到场部或我们走进场部的大门时,远远就能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队长胡再昌。现在我们偶尔碰面提及此事时,老胡总是淡淡一笑。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也从青年步入了老年,可是老胡那时每天等着我们的身影一直让我感动,让我难以忘怀。

#马大明的回忆之二# 在放映队里,最让我忘不了的就是三件长棉袄。这在放映队的装备中是少不了的重要装备,也是我们放映员出去放电影的标志性形象。棉袄不新,在那个年代,天冷我们能有这样的装备御寒,真是感到无比的温暖。 记得有一年,师傅已上调,受太平县武装部的邀请,到那里去放一场电影。由于晚上要下连队放映,所以下午放好必须马上赶回来。那是一个冬天,是大雪后的第二天。来接我的武装部的人开了部两轮摩托车。我穿着那件棉长大衣,虽然有点旧,有点破,在那个时候,有了它顿感无比的温暖。我抱着16毫米的影片盒坐上了两轮摩托车的后座,直奔县武装部。(他们那里有机器)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感受到了他们军纪的严明。吃饭都是蹲着吃,没一个人坐着。下午三四点钟,结束了那里的放映,依旧是那辆摩托车接送。冬季的黄山,雪后更是银装束裹,我坐在摩托车后面,紧抱着片盒,嗖嗖的寒意袭来。突然,摩托车倒了,驾驶员摔在了一旁,我被摔在了一旁,翻了几个跟头我也不清楚。当缓过神一看,驾驶员已经爬起,扶起了那辆还在发动着的两轮摩托。我褲子被摔破了,那件棉大衣被摔的棉花都出来了,还好都只受了点皮肉伤。摔倒的原因可能是天太冷,手冻的不听使唤了,可能是路太滑。当赶回场部,真像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我们两个人哭笑不得。事后我暗自庆幸,庆幸有那件棉长大衣,它不仅能给我御寒,还能救我命,如果没那件虽然旧,虽然破的大衣,我不知道会被摔成啥样。经过被摩托车摔倒后,那件棉大衣就更破了。可是冬天不管到哪里去放映,我都一直穿着它,它是我在茶林场几年放映生涯中一直陪伴我的好朋友,还是保护我的救命恩人,对它我有难以言表,难以忘怀的情感。如果以后去茶林场,有幸还能找到这件破旧的棉大衣,我一定穿上它,深情地和它拍张照。

#罗润生的回忆之一# 放映队何时建立,我不很清楚,那时只有一台16毫米机器,1-2个人,也可能不叫什么放映队,我是72届知青,1972年12月26日上山下乡去茶林场,直接分配在场部。那时,好像放电影的就是史啸岑和洪新祥两人,在当时场部礼堂旁边侧室居住,并把这里作为工作室,听说一连还有个马大明。设备只有长江牌16毫米电影机,南京电影机械厂生产的仿制前苏联的产品。我来场部前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史啸岑,因为喜欢摄影,经常会去看着学着他们放电影。73年1月史啸岑上调到上海市电影局新光剧场,洪新祥参军去了浙江,马大明从一队正式下来,和我一起从事16毫米设备的放映。 1974年农场局在外地的海丰农场、黄山茶林场先行添置35毫米电影机,俗称皮包机。双机放映可以减少因换片影响观众观看剧情。其后,我,一队冯斌,十三队赵捨田三人在上海学习三个月后回场,那算是正式有放映队了。 放映队先是属场政宣组管理,成立工会后由姚士杰分管,胡再昌、郑明义、伍贻庆等人先后负责主管,先后陆续在放映队工作过的有刚从部队退伍的红二代刘立安,木器厂瞿永强,窑厂左沪泉,13队张鸣远(8.75毫米机器放映),大炮岭李敏良(16毫米)。场部电影院建成后,五七连队李静(管理电影票、文字宣传),6队倪志琪(负责电影广告画宣传),8队姚以仁(16毫米、35毫米),窑厂张龙林(负责电影院设施维护保养)等调入放映队,不入编制的有农机厂张伟民(后去农场局电影管理站),八队宋仁涛,外来的有谭家桥李行芳(后参军)。 我在茶林场几乎一直在放映队工作,共有六年有余,1979年,我上调至上海工人文化宫,继续从事电影放映事业。


#罗润生的回忆之二# 放映队放电影有放映点,几个点囊括了全场各个基层单位和周边山村。中片在场部办公楼后面大树林,场部附近单位及西谭等山村老乡;东片11、12、13队;南片4、7、8、17队,聂家山村民;西片9、10队、大炮岭、缝合线厂等。有时也应基层领导邀请,专门去他们连队或工厂放映。除外,经常去东风,旌旗、延安等三线厂放映,与黄山风景区电影院也是有交流放映。那个年代,每年5.23是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纪念日,电影就是8个样板戏反复播放,各连队必须当政治任务观看。 电影院建成后,正逢刚改革开放年代,文革以前的电影经审核后陆续推出,加之我们的电影座机设备的声、光、电都大有改善,还配备了宽银幕。记得曾经有一次在上海电影公司和后方基地四工区电影队配合下,在场部礼堂,曾经用皮包机连续二天一夜放映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达11场,轰动全场,创造农场电影放映历史记录,据说有个连队的几个女孩连续看了九场,泪洒无数手帕。 在山沟沟里的知青,业余生活的枯燥,但对文艺生活的追求如饥似渴,对此印象深刻。我们下连队放映,大受欢迎,甚至被视为贵宾:专车接送(手扶拖拉机、偶尔卡车、也有驴车,手拿肩扛的),连队最好的菜肴(鸡蛋等)招待。记忆中,到三线厂和黄山管理处伙食最好。因此,我们为自己从事的工作而自豪。



#罗润生的回忆之三# 影片到场,一般先在场部放映,因为人员多影响大,八队最远最高最苦,队里会安排轮着去。由于不习惯队里生活,一般再晚都回场部休息。那就是各显神通,利用各自关系,动用卡车、拖拉机,甚至驴车。有时也会夜走山路,星夜兼程,跋涉30余里,赶回场部。棍棒是必不可少的武器,既可当拐杖,又能打蛇壮胆。若乘手扶拖拉机时,也有惊心动魄事情发生。下坡放空挡,改皮带轮提速,超速超载等等。有队员从西片归来时,曾经翻车出事故,幸庆的是人员没有多大伤亡。 在我们山区放电影,主要运输工具是手扶拖拉机,而手扶行驶中的颠簸震动对电影机械会有很大损害,会影响放映效果乃至因损坏而无法放映,记得我们在郑明义的带领下,试着用各种手段避震。在有关部门帮助下改装光源,提高电影放映效果。安装自动换片机构减轻手工换片引起的画面不稳定的弊病,学习电影放映知识,自己动手保养维修每人配属的机器。电影放映设备维护保养修理,基本上是我们自己队内完成,没有送上海修理过。那年代,放映队为茶林场的全体农友改善业余生活,充实提高文化修养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


#张鸣远的回忆# 我在放映队的时间并不长,也就8个月左右,但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到叶家山农村放电影,听说那是一个老革命根据地,而且当时还听说那是一个在军事地图上能够找到的一个空降点。我们基本上一个月会去一次,放映队的队员轮流去,8.75mm小机器,先在7队放电影,当晚就住在7队,第二天由叶家山的老乡来7队挑机器,我们放映员就徒手跟着他走,7队到叶家山基本上都是下坡路,走一个多小时吧就到了,然后就吃,住在这位老乡家里,这位老乡是由他们生产队指派来的,会记上工分的,指派到谁家谁家会非常开心的招待我们放映员,把家里最好吃的,最好的床都让出来给我们放映员。这也就是所谓的派饭。到了晚上会有很多老乡帮忙搬机器,等电影放完了就住在这位老乡家里,到第三天由我们茶林场八队的农友再来挑机器上八队放电影,那就基本上全部都是上坡路了,大概需要走2到3个小时的路吧!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会觉得非常艰苦,但是当时我们好像也没有觉得有多少艰苦啊!因为当时我们一方面年轻,再一方面大家都是这样的,也挺开心。 我放的最多的电影是《创业》,还有一个阿尔巴尼亚电影《战斗的早晨》。

#冯斌的回忆# 說个放电影的小故事。有一次我一个人上八队放8.75的小电影。机器由八队的同志挑上去了,我一人空手上山。路過聂家山歇脚之時,老乡告诉我,阴天空气湿度大,路上多蚂蝗,你最好一口气走上去,路上尽量少停留。走到半道,看到一塊大青石,我就站上去歇一会,沒半支烟的功夫就开路了。到了八连,心里还沾沾自喜,今天沒事了。朋友劝我,你还是看一下吧。結果检查后,发现大腿根上有一條大蚂蝗,把我吓得不轻,血流了好长时间才止住。

#谢克成的回忆# 这一次回茶林场,与赵舍田一起回忆起在大炮岭手扶拖拉机翻车的事。有一年冬天,我和他去西片放电影,夜里回来,由于天气寒冷,我们把头缩在棉大衣里面,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手扶翻到路旁下面的茶叶地去了。此时此刻,意识还算清醒,但想爬起来,却无论如何起不来,用手一摸。身上压着一个轮胎,于是就拼命地喊救命。这时迟,那时快,拖拉机手闻声过来一看,我被压在拖拉机轮子下面,他大惊失色,与同车的一个女的一起。用九牛二虎之力,搬动拖拉机,把我拖了出来。用手电筒一照,我才看见,原来拖拉机轮子,夹在沟上面,我摔在了沟里面。紧接着再去看其他人,赵舍田也被甩在了一边。回来检查,小赵手指骨折,我却安然无恙。现在想想真的很后怕。

伍贻庆2013年写的关于电影放映队的文字。




这是伍贻庆珍藏的《电影故事》杂志。当时每个连队设有一名影评员,队员去各连队放映时,由影评员负责协助放映员挂银幕等工作。放映队每月提供一本《电影故事》表达感谢之情,同时也便于向大家宣传介绍剧情。





以电影院大门旁悬挂的海报画作背景的旧照不少。


画电影海报的人员变化最大,先后有倪志琪,张光世,邰铭,周鸽群,汪元迪等人。




这幅海报是倪志琪画的,字是李静写的。


后排:倪志琪,李静,姚以仁 前排:马大明,伍贻庆,罗润生 (本世纪初拍摄)

李静现况: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副秘书长、行书专业委员会主任。

三十九年前的旧照 左一:李静 左二:禾子 右一:李敏良 右二:戴小芙

今年三月拍摄的照片 左:倪志琪 中:禾子 右:伍贻庆

倪志琪现况: 当代画家,艺术家,华东师范大学公共艺术专业主任、教授。

【改建后的电影院】 为了提高放映质量和效果,更好地满足职工的文化需求,1976年年末,场部决定把原有的大礼堂改建成电影院。全部施工任务由场建工大队承担,场内翻板座椅由场木器厂制作,经过半年施工,一个地面有坡度,有886只座位的电影院顺利竣工。与此同时,在上海电影发行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调拨了两台35毫米的放映座机和专用音响,增添了一些灯光等设备,硬件鸟枪换大炮。在软件方面,派出两名队员赴上海学习培训,取得资格证书。1977年夏天,改建后的电影院正式开张。那天晚上,座无虚席。尽管吊扇开着,仍感到闷热,于是索性打开所有的门看起电影。也许山里人习惯了露天看电影。 电影院建立后,因为用的是35毫米机器,片子较多,所以黄山人基本上能与上海人同步看到新电影。放映队驻沪办代表林国兴从有关部门取片后,及时通过三线车司机带进山里,第一时间就能放映。 露天电影是免费看的,电影院看电影要买票,票价1角,宽银幕1角2分,价格不贵,低收入的黄山人还是能接受的。

【昔日电影院旧址】 满载旧日回忆的电影院建筑已经拆除,今年五月黄山返乡游时,禾子在旧地摄影留念。



场部办公楼后面的大树林是当年放映露天电影的地方。



昔日聂家山电影放映点

翻山越岭肩挑电影机上山,8.75毫米机一个人扛,16毫米机两个人挑。



旧情新谊








今年5·13放映队聚会上,禾子为每位朋友拍了个人照。










6月16日补记: 【不服老的老胡🌻】 昨天做了《黄山茶林场放映队的集体记忆》,今晨想起放映队的老队长胡再昌,相约十点半在鲁迅公园门口接头。老胡不用智能手机,我把格图图文展示给他看,并转达了朋友们对他的关爱。他一边看着,一边埋怨聚会没请他也去,还把特地带来的最近的体检报告给我们看。老胡八十六高龄,近两年黄山朋友聚会,见他年事已高,不敢轻易请他。今春的沪办大聚会,请了他,组织者还专门安排姚红娣夫妇陪伴回家,直到今天他仍然“耿耿于怀”。老胡气色不错,思路清晰,滔滔不绝地说了两个小时。他说二、三年前还在游泳,虹口游泳池的卡里还有800元,因为被工作人员发现他的年龄加以阻止后,才无奈停止。分手告别时,他像去年一样,固执地送我们到地铁闸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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