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燕
柴姆·苏丁，《牛肉》，c.1925 1925年，柴姆·苏丁（Chaim Soutine）画下作品《牛肉》（Carcass of Beef）——这是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画下的10幅牛肉作品的一幅。画面中，橙红色的牛肉和蓝色衬布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画家以“生”动的方式表现了牛的死亡，它原本平凡的“牺牲”由此显得壮烈。
伦勃朗，《被宰杀的牛》，1655 这幅画让人想起藏于法国卢浮宫的伦勃朗的名作——《被宰杀的牛》（The Slaughtered Ox）。当然，这不是巧合，苏丁曾多次到卢浮宫学习大师的作品，伦勃朗也曾给过他重要的启发。
柴姆·苏丁，1928 现在，这幅 《牛肉》 悬挂在纽约犹太博物馆的展厅里，是展览“柴姆·苏丁：生肉”（Chaim Soutine: Flesh， 5月4日-9月16日）的核心作品。这个小型展览由30多幅苏丁在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创作的静物作品构成，还包括几幅他晚年在巴黎郊区居住时描绘的农场动物的作品。
展览现场 图片：纽约犹太博物馆
展览现场 图片：纽约犹太博物馆 在展厅的墙上，写着苏丁说过的一句名言：“他们说库尔贝可以在裸体画上展现巴黎的所有特征。而我对巴黎的表现，是通过牛肉完成的。”有人认为，苏丁的事业在他将牛肉作为重点描绘对象时达到了巅峰，而他最出名的故事也和画牛肉有关。
柴姆·苏丁，《牛肉》，c.1925 苏丁画中的牛肉都是从市场买来的鲜肉。但是由于作画速度太慢，作品还未完成时，牛肉就开始腐烂。为了在视觉上呈现出新鲜的效果，他不断地将血泼到尸体上。牛肉散发出糟糕的气味，苍蝇也在工作室内飞来飞去。邻居们对此抱怨不已，他们向巴黎的卫生部门人员进行了举报。卫生人员来到他的画室，而他早就躲了起来。
柴姆·苏丁，《有着小牛头的牛肉》，c.1923 他的模特兼好友、艺术商人奥波德·扎布罗斯基（Léopold Zborowski）的助手波莱特·若丹（Paulette Jourdain），不仅帮他到市场上购买被描绘的静物，也帮他向卫生人员进行了解释——艺术家必须通过此种方式完成作品。后来，卫生人员为工作室消了毒，并建议他们如果想要肉类保持新鲜，应该注射福尔马林。了解了这个插曲，苏丁的牛肉为何比伦勃朗的牛肉更加血红，更加触目惊心，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柴姆·苏丁，《桌上的两只山鸡》，c.1926
柴姆·苏丁，《悬挂在砖墙前的鸡》，c. 1925 鸡鸭鱼肉都在苏丁的作品中有着很好的体现。 《悬挂的火鸡》（Hanging Turkey, c. 1925，两幅）、 《桌上的两只山鸡》 （Two Pheasants on a Table, c.1926）、 《蓝色背景中的火鸡》 （Chicken on a Blue Ground, c. 1925）和《悬挂在砖墙前的鸡》（Chicken Hanging Before a Brick Wall, c. 1925）都表现了等待被处理、进而端上餐桌的鸡的尸体。第一幅《悬挂的火鸡》表现了被拔掉躯干羽毛的火鸡，我们只能从头部和翅膀仅剩的羽毛推测它生前的风采。大概生前是一只骄傲的鸡，于是在这不公的命运来临时，表情有些不甘。艺术家似乎很喜欢用蓝色做背景。这忧郁的颜色是否是在向这些动物默哀，或者表示同情？
柴姆·苏丁，《悬挂的火鸡》，c.1925
柴姆·苏丁，《悬挂的火鸡》，c.1925 而在第二幅《悬挂的火鸡》中，艺术家用铁丝缠住了鸡的爪子，火鸡以飞翔的姿势倒挂下来。它的姿势无比舒展，“四肢”组成X形，撑起了整个画面。它生命里最后一次飞行，只能是在这阴暗的室内环境中了。这是一只火鸡的背面，正侧面的脑袋揭示了它被扭断脖子的事实。
柴姆·苏丁，《去了毛的鹅》，1932-1933 《去了毛的鹅》（Plucked Goose，1932-1933）更加鲜明地表现了这个事实。鹅被扭断的脖子几乎和去了毛的身体平行，这加大了人们在观看时的恐惧。艺术家用橙红色点缀鹅的眼睛，好像它在泣血一般。这次，它没有被挂在铁丝上示众，而是躺在有着蓝色印记的地面上。
柴姆·苏丁，《有鳐鱼的静物》， c.1924
夏尔丹，《鳐鱼》，1728 我们可以从《有鳐鱼的静物》（Still Life with Rayfish，c.1924）这幅作品中，明显地看到夏尔丹的影响。同样擅画静物的法国画家夏尔丹，在1728年画下作品《鳐鱼》（The Rayfish）。除鳐鱼外，画面中还有静物和其他海鲜，一只小猫表情贪婪地享受着这场饕餮盛宴。在两幅作品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苏丁对被描绘物进行的现代主义改造：鳐鱼的形象用更加直观流畅的笔触表现出来，颜色仿佛在画布表面流动；水果和罐子不再严格符合现实，形体在弯曲中似乎增加了更多的张力，这部分归功于苏丁对边缘线的强调。
柴姆·苏丁，《鱼、胡椒、洋葱》，c.1919 有人认为，苏丁对动物食材的痴迷来源于其小时候食不果腹的经历。1893年，柴姆·苏丁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的明斯克附近（现属于白俄罗斯境内）的一个犹太家庭，是家中11个孩子中的第10个。他的父亲是一个补衣人，家境十分贫寒。孩子们或许常常吃不饱，但这个也是猜测，苏丁并没有向人们透露过相关情况，他也并没有写下日记和回忆录让后人寻找线索。1910-1913年，他在维尔纳艺术学院（The Vilna Art Academy）读书时常常身无分文，20岁到达巴黎后也是如此。
柴姆·苏丁，《有水果的静物》，1919 但是这种猜测有些站不住脚——毕竟，画面中的食物根本就引不起人们的食欲。苏丁曾经提到过这样的童年记忆：“有次我看到一个屠夫割开一只鹅的喉咙，并将血放出来。我想要大叫，但是他高兴的表情让我把叫喊声含在了喉咙里。现在，我还常常感觉它在喉咙里，我想要将它喊出来……但我一直都没能做到。”于是，一些批评家认为，他对死亡动物的描绘是为了修复童年时噩梦般的记忆。
莫迪里阿尼笔下的苏丁，1917 1914年，一战开始时，苏丁怀着满腔激情入伍，成为修筑战壕的士兵。但是不久，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退伍，到巴黎的法吉埃尔养病。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比他年长十岁的莫迪里阿尼，两个都不成功的画家惺惺相惜，不久就成为很好的朋友。苏丁曾多次以模特的身份出现在莫迪里阿尼的作品中。尽管苏丁和莫迪里阿尼的作品风格并不相似，但是我们似乎可以从画面的颜色中找到他们的内在联系。
柴姆·苏丁，《围栏后的羊》，c.1940
柴姆·苏丁，《公牛》，1942 展览的最后是苏丁晚年创作的一些画幅较小的作品。 《小驴子》 （Small Donkey, c.1934）、 《围栏后的羊》（Sheep Behind a Fence, c.1940）、 《公牛》（The Bull, 1942）都来自私人收藏。在创作这些作品时，因为纳粹对巴黎进行了入侵，苏丁不得不躲藏到郊外。在这里，他的宿疾——胃溃疡得不到有效的医治，以至于最后威胁到他的生命。因为痛苦，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了。他不再描绘动物残骸，而是转向描绘附近农场中的动物。
柴姆·苏丁，《尚皮尼的鸭子池塘》，1943 苏丁最后的一幅作品为《尚皮尼的鸭子池塘》（The Duck Pond at Champigny，1943），这是在他死前一个月完成的。在这幅画中，两只鸭子自由自在地徜徉于波光粼粼的水面。或许，正是在接近死亡的时刻，苏丁选择和这个世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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