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维明先生捐赠的画中看见美丽中国 王文杰
7月3日上午,杭州中国国家版本馆举行“云山浙水——朱维明捐赠作品展”和“丹青汗青两相照——任道斌捐赠学术版本展”开幕仪式。我应邀参加开幕式,和在场的来宾们共同见证了两位教授的无私奉献和高风亮节。
开幕式结束后,我步入展厅细细观赏了一帧帧凝聚着作者心血、体现着作者情思、展示了审美风采的作品。
在朱维明先生捐赠的画作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作品所呈显的中国形象诗学,领略到了中国意象的版画演绎。无论是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人一事,还是一景一境,都倾注了作者对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的热爱,都寄托着作者对中国发展和未来的遐想;个体情感与家国情怀相互激荡,化作刀笔下的铿锵刚健或婀娜柔美,化为油墨中的黑白分明或五彩相喧。

《同饮一江水》粉印木刻 54.5X66 1980年

《日月潭》套色木刻 66X66cm 1984年

《江南春早》水印木刻 38X40cm 1999年
何谓“形象”?“形象”是艺术理论的一个概念,是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也是作家的美学观念在艺术作品中的创造性体现。形象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照搬,艺术形象不等同于艺术对象,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比对象更凝练、更集中、更有感染力和冲击力。它是艺术家在体验生活、观察生活的过程中的境域构成。艺术家介入生活,会参与到对象中,与对象发生交流碰撞,萌生和绽放出内心的意象,如泉始出,如火始燃。这个意象从萌生到发展再到定格,有一个观照、匹配的过程,主体的情思和经验与对象的质素,互相抽绎交织而成艺术的形象。

《陶》黑白木刻 50X40cm 1882年
何谓“中国形象”?所谓“中国形象”就是通过语言、符号、艺术媒介的综合运用,借助写实或虚构、浪漫或象征等种种手法,塑造出中国国家和民族精神面貌,以及在公众心目中投下的影像和印象,给人以情绪上的感染和理性上的认知。因创作主体的不同,有西方“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也有国人“自我”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因创作手法的不同,有真实的“中国形象”,也有想象的“中国形象”;因创作主体的立场、倾向和态度的不同,有主流的“中国形象”,也有非主流的“中国形象”;又由于题材的不同,则有传统中国、当代中国、文化中国、俗世中国、乡土中国、都市中国等不一而足的“中国形象”。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话也适用于描述艺术家对“中国形象”的审视、观察和把握。创作主体总是处于某个文化背景、历史境域,具备不同的学识素养和审美经验定势,不同的意向构成和创作方式,不同的审美相位和审美情趣,因而,也创作出了不同的“中国形象”。符合历史潮流的、符合历史必然的,典型的、正面的,旗帜鲜明的,因而也是熠熠生辉、激人奋进的“中国形象”,是主流意识形态提倡和弘扬的,理应受到推崇和赞赏;反之,那些负面的、戏谑的、媚俗的、浅薄的甚至恶搞的,宣扬民族劣根性的,扭曲和丑化中国的艺术形象,则应该理直气壮地抵制和批判。当然,一些作品则介乎中间状态,较为客观地反映大众文化精神,表现俗世风情风貌、普通民众生活和个体情感意识的作品,还有一些表现作者创作个性的作品,它们或多或少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形象”,给人一管中窥豹的感觉,作为文化的边缘域和艺术生态景观的多样性,则应该有足够的自由空间。
朱维明先生一代的版画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强烈的文化主体的自觉、自省,体现着鲜明的民族情怀和真诚热爱,他们创作的题材有大有小,有现实有理想,所体现的形象让人看到一个经历了艰辛、苦难、幸福、美丽的中国。
在朱维明先生捐赠作品的“历史文化主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黄河大合唱》(版146cm×172cm,1999年作),以七联组成,分别为 《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画面结构与交响音诗吻合,是中国形象诗学的集中体现,讴歌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乐观无畏、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抗战精神。

《黄河大合唱》黑白木刻 146cm×172cm,1999年作)
如何让观众从视觉的形象中感悟历史,从历史的启示中得到激励,而不是简单地“看图识史”,受歌词的限制,拘泥于情节和细节?朱维明颇费一番心思,从构思到完成这件作品,足足花了一年时间。最后,他将文学言辞、音乐旋律、绘画造型糅合在一起,把文字与图形、史诗与叙事、情节与气势、历史感与现代性有机和谐地统一起来,把它刻成纪念碑式的史诗画卷,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起初,他借鉴了敦煌壁画中呈现经变故事的那种“回”字形构图,将画面层层逐段展开。但这种构图的独立性太强,各图形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并且无法表现黄河雄浑的气势。他还尝试过黑白和套色并置的手法。在反复的比较之后,画家最后选择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条屏的方式,再渗入中国古代典籍版本中的木刻结构样式,发挥现代版画自身的特色,分开看各自独立,观全幅,连成一片,以连环性展示作品的整体气势。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黄河大合唱》 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采用合唱、齐唱、轮唱、独唱、对唱、号子等音乐体裁,组合形成气势磅礴的交响音诗。作者用自己的整个生命与激情谱写了这支感人肺腑的乐曲,诗的语言与激昂的旋律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奔流激荡、汹涌澎湃、九曲连环、不屈不挠的品格。那顽强与坚定,那凝聚与力量,就像是紧紧团结在一起的中国人民。
“倚天万里须长剑。”这组画作在构图上仰视俯察,横联曲段,回环气贯,意境统一。第一幅 《 黄河船夫曲 》,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描绘的是在排山倒海、波涛汹涌的激流里,一艘方形的渡船出现在画面的最顶部,与一泻千里的水流形成对比,用铺天盖地的水、激流和漩涡衬托出人的力量和团结一心的搏战精神。第二幅《 黄河颂 》 ,采用了中国山水立轴三段式的构图,山分八面,石有三方,展现黄河和黄土高原的巍巍雄姿,气势恢宏的崇山峻岭,象征着崇高的民族精神。第三幅 《黄水谣》,以虚代实,将飞流直下的瀑布置于画的中心,表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神采,将其间的沧桑交由观者自行寻味。第四幅 《 河边对口曲 》,陈述的是家园失落的遭际。画面里,九曲黄河万里沙,河面银光似白雪;远处长城逶迤,归雁成行;视觉的中心处,一艘孤舟与两个老乡的剪影,似将歌曲中的对话情景还原了出来。第五幅 《黄河怨》,北风呼啸,阴云囤积,凄风激水,黑云带雨。黄河沿岸,被侮辱压迫的妇人跪在地上,看不到脸,但大片黑云压城的沉重感,让人仿佛听到了妇人的控诉与呐喊。第六幅 《保卫黄河》,高粱丛中,青纱帐里,烽火连绵之中有游击健儿。画家去掉了一开始构思的军号和大刀,将贺绿汀的 《 游击队歌 》 融入其中,展现的是乐观、昂扬的斗志与不灭的民族意志。第七幅 《怒吼吧黄河》,咫尺之间挥洒点染:云烟山壑,水重雾锁,惊涛拍岸,铁骑千里。彩虹、云霞、曙光,预示着胜利的到来。——这组作品体现了“中国形象”厚重的历史感。
“边疆民族风情主题”则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意象。傣族、哈尼族、纳西族、佤族等民族同胞的劳动、生活、竞技、节日等习俗风情尽收眼底;万里金沙、西双版纳、香格里拉、日月潭、泸沽湖、哈尼寨以及江南水乡等气象风光旖旎动人;古老的彩陶、神秘的岩画、庄重的礼仪引人思接千载。

《永宁纳西人的婚礼》黑白木刻49.5X81cm 1980年

《哈尼寨即景》(组画之集归)黑白木刻41X41 1984-1985年

《素裹红装》木刻填彩 49X49.5cm 1979年

《吴歌四唱》(组画之山歌)木刻填彩30X34cm 1999年
“风景主题”则从画家视角所展现的大地风光,雪山、草原、森林、河川、峡谷、大海、边寨、村落、寺院、烟雨、飞雪、清风、明月、山歌、渔曲、野渡、埠头、桃源……应有尽有,是中国人田园牧歌般的诗意栖居地。

《江南即景》(组画之渔火)粉印木刻 57X51.5cm 1986年

《滩头》粉印木刻 41X41 1991年
其余连环画、宣传画、年画、装帧、插图、贺年卡、甲马、文论、手稿等各主题也都蕴藏着一个核心意象——“中国”。
朱维明笔刀下的中国形象主题不仅在内涵上得以集中体现,在艺术形式上,画家也不断探索,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风。《古韵新解》(组画)中以古籍线装本的左右双框、单鱼尾、乌丝栏为底,一边刻写草书、一边刻画故事,形成形式上与众不同。《姹紫嫣红》《连年有鱼》、《四时常绿》等则将书籍底色套印扇面风物,形成层叠的中国形式韵味。
朱维明先生在这次捐赠作品中,还有他所珍藏的大量现代中国版画名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也都是以艺术家的视角诠释中国的风景、风俗、风情。

彦涵《村屋》黑白木刻 41X45cm 1998年

吴俊发《天子山上》水印木刻 38X54.5cm 1998年

广军《归鸿唤春》黑白木刻 45X30cm 1998年

阿鸽《踏青》水印木刻 83.5X65.5cm 1999年
诚然,“中国形象”是一个广阔的范畴,包括地域、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画家的任务是一以当十、由点及面,引导人们从视觉审美出发产生无限联想,叩动人们的心弦,哪怕是笔下一草一木也能激发起对家国故园的深挚的眷恋和情思。
展厅犹如一个“中国形象”的画廊,从各个侧面、截面,或广角、聚焦来展现时代中国的风尚与气象,传递着版画家对祖国的一往深情。

笔者与朱维明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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