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格物阁

我的格物阁王文杰

我的格物阁在光与影的雕镂之中显得格外的空灵。

阳光穿过窗格，像时间的尺，丈量着室内的寂静。墙壁上悬挂一副拓印的对联，是康熙至乾隆的进士刁承祖在担任江苏按察使时为无锡著名的东林书院“依庸堂”书院所撰。由晚清著名书法家、画家、教育家，海派书画领军人物，张大千书法老师曾熙以灵动婀娜，变化生姿的隶书补书，镌刻于木板，悬挂于“依庸堂”门前的楹柱之上，如今此联不知去处，又由启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再补书于此。

东林书院始创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后荒废。‌‌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罢官回乡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倡议捐资，在原址重建书院，聚众讲学。他们在此‌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追随者被称为“东林党”，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所和议论国事的舆论中心，享有“天下言正学者首东林”的美誉。

该联拓印精良，墨色分明，字口清晰，将儒家的哲学、教育学和美学精义凝固为永恒。这个拓片为旧裱，绫上留有水渍，那是岁月的痕迹。不知在世间流传了多久，竟于近日被我从无锡一位古籍书商处购得。无论是书法还是其内容都甚惬吾意。真是幸甚至哉！

“主敬存诚，坦荡荡天空地阔。”

作为书院，“主敬存诚”是儒家教学观的两个重要的向度的体现。孟子在《滕文公上》首次系统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具体规范，被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诠解为“五教之目”，须“敬敷五教”，是为“主敬”。《礼记·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被朱熹列视为“为学之序”，须“诚待五学”，是为“存诚”。

教学相长，主敬存诚，习心、陈见褪去，浮华、遮蔽祛尽，露出它原初的本心——诚。“诚”犹如种子破土时那一声清脆的裂响，是水归于水的澄明。拂去尘埃，自诚明而自明诚。天地便不再有边界。胸怀荡开之后，便有一种无限延伸的风景。于是，天空地阔，不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此心澄澈后，内在宇宙的浩瀚映像。这便是“入世”的根基，不是沉沦于纷扰，而是以最庄敬的姿态，将双脚稳稳扎进生活的泥土，去承纳，去担当。

“穷理尽性，活泼泼鱼跃鸢飞。”

目光流转，投向另一片生命的汪洋。穷理，是溯流而上的舟，向万物幽微的源头探寻；尽性，是让那源头活水，在自己生命的河床里，毫无窒碍地奔涌。《易·说卦》：“穷理尽性，以至於命。”孔颖达疏：“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参、赞、化、育，四者所以尽性也。

《礼记·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故知主敬存诚与穷理尽性是体用一如的关系。主敬存诚为体，穷理尽性为用，体用不二。儒家立此体用之宗，其哲学、教育、美育的天地观、宇宙观、人生观、人性论、审美观等便由此源头汩汩流淌。僵硬的概念舒展了，枯槁的教条润泽了。你听见鱼跃了吗？那不是池塘的鱼，是心海中那尾倏然穿透迷思的灵光。你看见鸢飞了吗？那不是矮空的纸鸢，是精神挣脱了形骸的绳索，在理性与直觉的罡风里，自在盘旋的轨迹。这便是“自性”的完全释放，是心体活泼泼的全体大用。它将高远的“天理”，化作了血脉里温热而欢腾的脉搏。

此刻，光影在对联上游移。

我忽然懂得了“孔颜之乐”。它虽在陋巷，而弦歌不辍。在“敬”与“诚”所撑起的那片内心无垠的“天空地阔”之中，更在“穷”与“尽”之后，生命本身焕发出那片“鱼跃鸢飞”的盎然生机。

儒家倡导乐感文化。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和佛教的苦感文化不同。这乐，不是获救的狂喜，也不是解脱的极乐。而是日常生活的喜感态度和由此而来的一种深沉、从容的悦纳。这便是华夏独有的乐感文化——它不向彼岸祈求救赎，而是在此岸的泥泞与晴空中，生生不息地开掘着美与意义的泉源。出世的高远，被融化在入世的担当中；入世的执着，又被出世的胸襟所提点。它们不是对立的两岸，而是同一条大江的奔流与回旋。一切归结于四个字：自由自在。那鱼与鸢的生机，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那天与地的辽阔，是“浑然与物同体”的自在。自由，不是外在的攫取，而是内在秩序的灿然花开；自在，不是逃避负荷，而是在担负中，心灵依旧能轻盈飞翔。

作为“格物阁”的主人，此对联将于鲍贤伦先生为我的书斋所题写的隶书“格物阁”一起成为我的座右铭。两件隶书在书法上相映成趣，一者婀娜多姿，一者浑厚雄健。在内容上也相得益彰。“格物”不就是主敬存诚、穷理尽性、与物为春、革除遮蔽，回归本来的意思吗？

光，还在缓缓移动。从楹联落到我的书桌，照拂那一方方从宋代到清代形态各异的砚台，仿佛一枚古老的快乐的种籽，落入砚田，落入“主敬存诚”的意识厚土；那光又仿佛如鱼的银鳞闪烁，如鸢的翅膀翻飞，向着“穷理尽性”的长空。这里的器物——都将褪去物质的形骸，只剩下被唤着“空”的韵律，大化流行，沁我心田，那氛围让人在一种在恭敬中求活泼，在探究中得安顿，在入世中怀抱出世的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