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政治诡谲，更由于奸佞当权，导致朝纲败坏、国家孱弱，以致南迁偏安一隅。但著名文学家苏东坡风骨铮铮，总是亢言直谏，力图挽狂澜于既到，扶大厦之将倾，尤为权奸小人嫉恨并遭到严厉打击。 ——题记
元佑党籍碑又称元佑党人碑。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享年24岁；他的弟弟继位，是为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为宰相。蔡京居心险恶，为了永远把持朝政，将元佑年间的司马光、文彥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309人列为奸党，将所谓罪行刻碑为记，并立于端礼门外，称作元佑党籍碑（或党人碑）。最为恶毒的是蔡京竟挟持徽宗皇帝下诏，并严厉规定：元佑党人及其子弟永远不能在朝为官，其子孙不能与现任官员的子孙通婚，已有婚约的必须解除。还要求全国各州县府也石刻颁布天下，企图让元佑党人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实际上，元佑党人碑上一些人不配享有此种荣耀，因其良莠不齐，好坏兼有，上至朝堂鸿儒重臣下至七品基层官吏都在其中。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元佑党人名单不全是元佑党人，蔡京等权奸竟挟私将仇人如章惇、王珪等，以“为臣不忠曾任宰臣”名义也列在碑中。
800多年历史沧桑，宋代元佑党籍碑真迹在广西桂林市东七星山瑶光峰下的龙隐岩依然遗存。是为元佑党人粱涛的曾孙粱律于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据家藏旧本重刻。碑距地丈余，虽久经风雨侵蚀，文字模糊不清，但尚可辨认，是国内仅存完整的一块。碑额“元佑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的“墨宝”，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碑文内容无甚价值，其碑可贵之处是具有文物价值，它留下了一代书法高手赵佶和蔡京的真迹。
蔡京要刻元佑党人碑，是要找刻工来做的，但许多刻工是刻过苏轼、黄庭坚诗作的，他们敬仰苏轼、黄庭坚等人格与诗词，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做。江西九江有个刻工，名叫李仲宁、手艺很棒，他接到地方官员指令，要他刻党人碑。他说，小人家贫，靠刻苏学士和黄学士的诗词得以饱暖，现在要以奸人为名，将他们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陕西长安也有一个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竟然要加以鞭撘，被逼无奈。他说，如非刻不可的话，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后世有人说，元佑党人名单是以苏轼为首，这似乎有点差异。据查证，还是应以司马光为首。元佑是北宋哲宗赵煦的年号（1086--1093）。当时，哲宗年幼仅10岁，由皇太后摄政，司马光为宰相。皇太后和司马光复辟守旧，尽废王安石新法，史称元佑更化。碑中记载，司马光等27人均曾担任宰臣执政官，其中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时任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相当宰相级别），比苏轼的翰林知制诏、礼部或兵部尚书要高一个级别。但正三品以下官员280多人，的确是以苏轼为首，如视其为“精神领袖”也未尝不可，缘由是司马光在哲宗元佑元年九月病逝，苏东坡未居宰相之位，但影响力巨大。
关于元佑党人碑，有一篇神奇的杂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某一天夜晚，天空出现彗星，电闪雷鸣后发现将文德殿东墙外元佑党人碑击为两段。为此，徽宗惶惶不可终日，随即命人连夜将另一石碑悄悄毁掉，以免带来可怕的后果。雷电击毁石碑后五年，一个道士向徽宗皇帝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徽宗心里越发害怕，急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管爵恢复，后来又另封高位，名誉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未有；并下诏要求销毁京城及外地所有碑石，放宽党禁，恢复受贬谪者任籍。
蔡京等奸佞小人妄图以立碑打击宋代鸿儒重臣，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后来落了个“罢相驱逐、活活饿死”的下场，被牢牢钉死在耻辱柱上。而苏东坡身后荣耀万丈，诗文传颂天下。南宋迁都杭州后，高宗皇帝赵构开始阅读苏东坡遗著，钦佩赞赏苏东坡对朝廷的忠诚。为了追念苏东坡，他亲自出面为苏东坡“平反”，追复端明殿学士，并特赠资政殿学士、朝奉大夫，还把苏轼的孙子之一苏符赐为高官。南宋孝宗皇帝更是喜爱苏东坡诗文，对其策论奏章也大加赞赏，称他为忠直之臣，追谥苏东坡为“文忠公”，赐太师官阶。还特意为《苏东坡文集》作序，盛赞苏东坡浩然正气的伟大。由此，苏东坡身后的名声地位达到了巅峰。
夜静，扶案追思，感慨良多，……
图像：采集网络 文字：东方来者 音乐：《得民心者得天下》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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