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阳民俗》之糍与粿 糍 与 粿 作者：何嘉立 一、糍（餈）是由糯米制成的食品，在建阳是由熟糯米饭捣烂成糕堆，用手挤出小团拧下粘上芝麻与糖的糕点。 建阳沿大街小巷卖餈者常吆喝“麻子粿““麻子一一粿“，现还用电喇叭不断反复播放，前两字“麻子“用“官话”，后一字“粿“用土话，并拖着好长的尾音，似乎富有节奏感和音乐韵味。
大数人对这种叫卖习以为常，并觉得是唤醒食欲，嗅到美食。可我总是听了不爽，不视其为噪声，也不厌其食，而是闻其名“麻子粿“而反感。在外地人听来不知这是卖什么，当然也是正常。我有一次在鸭绿江边我听吆喝“宁波饼“，觉得奇怪，东北怎么卖浙江饼？走近看才知是卖玉米的，细听联想才明了，是喊“粘苞米”，作为外地人弄懂了，回想起来挺有趣的。而我针对喊“麻子粿“三字反感，是因为我是建阳人，听得懂，知道错，感觉耻，才不爽。 一种食品有一种文化，其凝结了乡土观，民族感，是一种精神遗产。如果一种文化被创改，或者其名被侵犯，被掠夺。受损者是难以容忍的。假如端午节，中秋节被韩国申报“世遗”，我国国民会如何感觉？反思，什么原因导致其名被夺走或流失？其中，就与一些名称不规范的叫法相关。名称叫法不对，就不能追根溯源，无源之物谈何“申遗”，甚至，会被外来物种所替代。
再后，以物追思“乡愁”，“乡情”就无从说起。 从电视中看，在东北朝鲜族中就把糍粑叫打糕，并在北方不断传开。由于普通话的传播力，南方语杂难以抵阻，久而久之在南方的糍（餈）名就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就是“打糕”了。而“打糕“一词来至于朝鲜族人，（可能韩国人称之为餈）固然韩国申“遗“是理所当然的了。况且，建阳已成“麻子粿“了，其他南方各地也有五花八门的叫法，国人也就无从下手保护。我说的不是危言耸听。举例，大多人都听说的韩国“泡菜“，就“申遗”了。原因是东北人对大多食品菜肴无名，（什么都是炖菜）把腌菜说成泡菜，（制作过程是腌不是泡）而在韩国其名曰“腌菜“，音与闽北建瓯人的腌菜同。由此，韩国名正言顺地申遗了。而以东北人为代表北方的“泡菜“，不能追根溯源，去申遗就名也不正，言也不顺。由此可见，名不正言不顺的“麻子粿”的称乎是有害之名。
二 、在既卖糍也卖粿的商铺，糍是用糯米而做，粿是用粳米而制，糍绵软如泥，粿柔韧可塑。只见卖糍者手抺蜂腊，抓起一大把，飞快用两指挤出无数小丸拧下粘上芝麻糖装盘，干净利落。而卖粿者则是在粿堆中搂搓下一团，压平展开，放进芝麻糖馅，有的还入油条，包裹造形，宛如“三寸金莲”，再粘糖粉恭敬递之。由此可见，糍与粿完全是不同的两物，不能混搭。 在解放前肯定没有人把糍叫成“麻子粿“，要追根溯源“麻子粿”一词，据说是从解放初期识字“扫盲班“开始传出。当时流行“男人解放当干部，女人解放穿操裤“。但是喜欢“雅式“女子并不满足穿操裤，还要穿“列宁式”上衣（双排扭扣的翻领外衣），剪成短发，青春焕发，时尚风流。通过“扫盲”认得几个字，开始混入“革命队伍”。此时，大批的南下干部进入城市政府，这些人虽不是用绳子绑着一串从山西“大槐树“而来，但也是从山西排着队唱着歌撇下家小而来，他们肩挂“驳壳枪”，背披中山装，头戴军帽，操着一口“官话”，风尘朴朴来到南方。这些挎枪披衫汉子和穿“列宁式“装的“识字”女子倒也般配，结为伉俪形成时尚。当问糍为何物，“识字“女答“麻子果”，因糍字难认难写，而“果“字能认易写故取而代之。 当“官话“曰“麻子稞“，卖餈土老自然应之，并认为这是国标名称，就是本土有识之士不敢否认，就此将错就错罢了。在大力推广普通话时期，促进了文化交流，但也流失了一些不少地方传统文化，其中也有一些实用词语。如：扫帚一一扫把，脚踏车一一自行车，揭股一一丢脸，雅式，笊篱，箸，鼎等等。当然流失，也有政治、经济、地域等原因，如：浙江人糕粿不分，（糕形为简，软绵状。粿形则繁，可塑状）炒白粿硬要说是炒年糕。这原因是浙人勤俭，上百年食物品种少，很少人有时间试制作多样糕点和菜肴，就像韩国人只有五十多菜肴品种一样，现在有一两样美食就感到奢侈和骄傲，甚至要拿去申报“非遗”，真是“小鬼没见过大馒头“。可怜啊可怜！浙人真的要去网上去搜索一下，那里真有糕粿的大世界，就此试问，他们的那个“炒年糕”还拿的出手吗？ 写于二O一七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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