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二十里，周边七八村，上下三十年，一群六零后。特定时段、特定地域、特定群体。底层小人物的《史记》
乡村往事之17: 温 馨 的 “底 头 院” 秋实
出我家南门右转，下一道七八米长的砖砌坡道，便是我们经常所谓的“底头院里”。它虽是我们本家的院落，但在我们姊妹心中却也占着很重要的位置一一因为家庭的变故，孤苦的童年中，那里曾是我们的“遮风避雨”之地，心灵慰藉之所。
从南门右转，下一坡道便是底头院的大门。
祖父和父亲两代都是单传，父亲更是孤子，仅有的一位姐姐还年轻早逝。而且祖父是老来得子，五十多岁了才有父亲这株独苗。记得外祖母常给我们讲:祖母生过好几个孩子，但都夭折，生我父亲时，这头请来产婆忙着助产，窑背上的村人则议论，说这家人再要有个闪失可就彻底熄灯。幸而天不绝人，终于有父亲使香火未断。然父亲一生命运多舛，二十多岁祖父母就先后“西去”，虽算不得少年伤父(母)，却也属父母早失。更不幸的是三十多岁我母亲又恶疾撒手，给父亲留下我们姊妹四人，最大的只有13岁，最小的才4岁。无依无靠的父亲领着嗷嗷待哺的一堆儿女，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虽有外祖父母和姨舅相助，然外戚虽亲，毕竟路途甚远，远亲不解近忧。举目四望，只有隔壁的“崖窑里”和下面的“底头院里”算是近族。而这两家近族到我们一代也已是五服头上。乡里人论亲疏时常爱讲“出了五服了?”，可见这“五服”似近实远，古人云“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也。”况且崖窑里住的那个伯父又性格内敛，少有言语，表情严峻，让人不禁敬而生畏。只有底头院里，那位“三爷”虽是从河南买来，和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但“三巴(方言，意为三奶奶)”和我外祖母是亲姊妹，换句话说是我母亲的亲姨。这样“底头院里”便成了我们姊妹寻求庇护和帮助的主要去处。
童年的时候我们有事没事总是往底头院里跑，而且小孩子家俏皮淘气，走路的方式也很特别。南门外的坡道有一窑高的高差，坡道外边上，顺着坡道有一堵五六十公分高一砖宽的护墙，记得姐姐经常抱着我不走坡道，偏要从护墙上面走，而且不是走，简直是在我惊吓的叫声中往下“冲”。胆小一些的孩子也常常从护墙上坐着往下溜。回来的时候又总是“飞檐走壁”，沿着护墙往上走，一直走到南门口才会从护墙上跳下来，或者干脆直接从护墙上跳入门洞，整个过程就像杂技团走钢丝的一样。现在护墙上仍有我们童年留下的深深的印痕。许多时候晚上不想或不敢回家了，我们就住在三巴家里。我至今记得经常睡在底头院的中间窑里，看着炕墙上挂的两幅镜子上的“杭州风景”产生着无限的遐想。
底头院是一幢典型的北方二进二层的四合大院，不过从我记事已经有点坍塌败落。正窑的穿栏、里院的大门、院墙早已不见踪影，两侧的侧窑也已变成了几个露天的砖圈圈。不过尽管如此，但当你从西向的大门走进，在空旷的院落中，远远仰望高高的门阶上那二层的正屋，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威严和气度不凡。
从院边所拍底头院的正屋。
三爷膝下有三子二女，从母系讲他们是我母亲的姨弟姨妹，但从父系、从宗族讲是我们的本家叔叔、姑姑。在我记事时一个姑姑两个叔叔都早己成家儿女成群，那时的底头院里已是人口众多的一支旺族。不过据老辈人讲，在三爷之前，底头院有老弟兄三人，曾在河南、安徽一带经商，家境殷实，但人丁稀缺，有女无儿，以至于香火难续。无耐从人贩手中将三爷买来承继。 三爷出生于河南浚县，幼时因父亲吸食大烟，随将妻子儿女卖与他人。后母亲悲病交加一气身亡。三爷几经人贩转手，终于在八岁时从河南卖入山西。因为太过年幼，三爷对往事记忆很少。只记得自己先前叫个“李小豆，”印像里还有个姐姐，后来也不知踪影。至于原籍何地?生日何时?更不知晓，所以几十年来从不过生日。 “文革”初期，大概是1968年左右吧。西头的明旺一一本村一个热情好事的青年(现在也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一从段纯集会上领回一个六十岁左右的河南老太太，说是来找失散多年的弟弟。一进大门，主客相见，单看外相，就非常相像。再一对质更加确定。原来三爷正是那老太太寻找了几十年的弟弟。老太太原本想象弟弟说不定还是孤苦伶仃，谁曾想已是身居大宅儿孙满堂。短暂的悲泣之后是更大的欣喜和慰藉。从此三爷有了他自己的原籍、生日等等。后来还回原籍探视过两次。
三爷是个心地善良，待人热情的人。集体化时，每当有晋南一带来换小布的或其它外地来的小贩，三爷总会热情地挽留给吃顿饭。要知道那时候粮食十分紧缺，家家户户自己吃的还不够。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吃菜问题，刚刚分到土地的三爷每年都要种许多西葫芦，每次都采摘一大袋，背着给全村人分送。 三爷一向性情外露，是喜是怨一目了然。有时候如果你惹他生气了，见着面也不搭理你，不仅不搭理而且还会故意的给你掉个脸子。但该给你办的事他还照办，很快那股脾气过后也又和好如初。他的办事也从来是快人快步，风风火火。有一年的麦收季节，头天傍晚刚脱好的麦子因为没有风不能扬场。第二天天不亮，他就早早起来经管人们让乘晨风扬场。夏天昼长夜短，人们又因劳累而贪睡，尽管三爷不停地喊叫，但年轻的叔叔、哥哥们就是不紧不慢，光答应不起床。三爷骂着:“你们这群不知好歹，不过光景的懒虫……”一边骂一边独自扛着家具往场里赶。天大亮后当人们赶到麦场时，三爷一个人早把上下院大小几户的麦子都一堆一堆的给扬好了。他嘴里仍在吵着、骂着，但却在不停地帮着大家干着。 三爷忠诚厚道，他虽是买来的但和父母、姊妹相处都十分融洽。尤其是对祖先的敬尊，真是比我们这些本门出身有血统关系的后辈还强。每年清明总是天刚蒙蒙亮就早已拿着纸旗、供品、水壶等上来在南门上敲门，吵吵着让我们弟兄快起。到得每处坟地他总会给我们讲一些先人的掌故。跪头、烧香、上供等等每个“项目”都极其虔诚。 三爷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是“放铁炮”。每年冬闲他总会在本村甚至邻村的老墙上刻点白屑，然后和木炭、硫磺按比配些黑色火药。每逢春节，天还黑黑的就会听到他的铁炮巨响，我们每年都是在他的六响铁炮声中惊醒。平时但凡有村人或亲戚家遇婚嫁喜事，他也会不请自到，积极地背着他那两个铁炮，跟在迎亲的队伍之中，像个小孩似的高兴地为人家放铁炮。方圆十乡八里，三爷是唯一的铁炮传承人，哪里有铁炮的响声，哪里便有三爷的身影。现在每当清明时节，我们也总会在三爷的坟头给他多放几响爆竹，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三爷、三巴和参军后的三叔
与三爷的风风火火行事简单正好相反，三巴(方言，三奶奶)是个不急不躁又特别心多的人。对人永远是热情和善。几十年来再烦再累，再怨再屈，我们从未见过她给人掉脸色。母亲去世后，做饭、洗衣、磨面、碾米等等家务主要靠姐姐来承担，但姐姐只有十一岁，是三巴的经常不断的关心帮助，陪伴着我们度过了那些难熬的岁月。 队里分的粮食不干净，三巴抽空上来帮着姐姐一簸箕一簸箕的给收拾。姊妹们有人有风寒感冒了，三巴一趟一趟的跑上来给送水送药。衣服破了马上帮着缝补一下。做下点好的饭菜也赶紧的跑上来送点。过年过节了她会上来帮助包饺子或做点其它的饭菜。 三巴的干净利落那是全村最出名的。她的家里，她穿的衣服那可经常是干净整洁，一尘不染。我爷爷叫润成，三爷叫有成，我巴巴(方言，奶奶)据说是长得又高又瘦，旧时村里的老年人中有个说法:“精精干干是有成家的，打枣杆子是润成家的。”那时候我们常常敝开门户就出去办事或玩去了，但每每回来发现门户闭上了，吃过饭的锅碗也清洗安放了，脏乱的家里也已收拾干净，后来才知道那是三巴来过。姐姐说曾记得那时十二、三岁，一个人常在黑咕隆咚的后门外窑里磨面，总觉得阴森恐怖，三巴每隔一会就不放心地从里院出来光顾帮忙一下。 三巴对村里人也一向是和睦相处，遇事有求必应，谁家有难处都竭力帮忙。和外祖母一样，三巴也会接生，经常半夜三更的为村里人服务，从无怨言。几十年来村里到底有多少孩子是经她的手接生，谁也点不清楚。
除了三爷三巴外，底头院里的其它人也都给予过我们许多热情的关怀。秀清婶婶本身子女多，自己的家务就够累的了，但只要有空也总会上来帮忙照料。万锁叔是农村自乐班的一位器乐高手，我们是听着他的唢呐声长大。二叔、二婶那时还很年轻，一次父亲将重感冒的我交给了他们，整整一个晚上，二婶一会给拔罐，一会给扎针放血，最后竟又给吃了些绿霉素。那时候的农村缺医少药，真是病急乱用药，但一片真情寓于其中。三叔当时还未结婚，但他最喜欢孩子们，所以和我们特别亲热，见了面不是笑咪咪地逗一逗，要不干脆高兴地抱起来。文革中他去宝鸡当兵，临走时还特意赶到十里之外看望了居住在外祖母家的我和二哥。我记得临别时他是哭着从场外的坡道上下去的。部队的津贴每月只有几块钱，但他硬是节省着挤出钱来给姐姐哥哥们买了他们最向往的、当时最时尚的尼纶袜子寄回。后来的三婶买了全村最早的黑白电视机，从此每天晚上底头院里便成了大伙的乐园。
时间飞逝，人生苦短。三爷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早逝。父亲、大哥、三巴、三婶三叔也于近年先后过世。大叔家早已搬出，我们家也都进城居住，上下院里先前的大小几十口人，如今只剩了底头院里的二叔二婶。当年热闹嘈杂的大院，现在变得那样的冷清。但每每再踏进底头院里，仍感觉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温暖。站在院边，回想着往日的生活，一张张亲人的音容浮现在眼前，不由得让人潸然泪下。 别了，魂牵梦绕的底头院，亲切温暖的底头院，你是我们姊妹终生的怀念……
作者与三巴17年前的合影
(注:我因为很小离家，对家里记事很少，这里所写许多情节都为姐姐提供。) (曹柏廷写于2017.4.15一18) (本文为作者原创，版权为作者所有。转载必注明出处，侵权必究。)
展开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