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就是有道德的利己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自由。一开始我想要的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自由就是随心所欲。随心所欲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吃东西是多好的事情，我自由地吃，吃的结果就是把身体吃成个胖子。我喜欢苗条的身体，一点不喜欢没有款没有型的身材，自由的吃不鼓励我苗条反而让我无款没型。穿也是个大乐子的事情，有一个阶段我每天出去逛街，喜欢的衣服式样红的买一件白的买一样，结果，我成了正宗的月光族，而那些衣服买回去就不喜欢了，而且是两件两件地不喜欢，衣橱里面衣满人患，弄得我很烦。我以为我既然有不喜欢谁的权利，那么就有不和谁说话的权利。我还没长到青春期，就已经和三个院子里的女孩不说话，有时候会突然碰在一起，那狭路相逢的感觉真是不好受。我刚上班的时候在一个现在看起来挺吃香的经济单位工作，我喜欢看书不喜欢开会，有一次我所在的单位请来一个大英雄给我们讲课，我觉得听这个不如看书好，就拿起书来在会场上看。坏就坏在我看书的时候有点投入了，我们局长走到我跟前了，我也没有把书收起来。结果，事后我们局长在全体成员大会上批评说，这么重要的课堂上有的人竟然看书。所有的人都把头转过来看我，吓得我差点哭了……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的自由把我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知道，这自由原来是有纪律的，没有纪律的自由简直就是混乱。 我开车的时候就容易想自由这件事。有一天路口的红绿灯坏了，车子们可自由了，可是，自由的结果就是红车子不让绿车子，绿车子不让白车子，小奥拓不让它哥哥大奥迪，大奥迪也不讲究它的绅士风度乱闯乱蹭。然后开始了谁看谁都不顺眼，没有一个人的眉毛是展开了的。车子们堵一起了，像个乱团怎么也解不开。直到警察叔叔赶来才把这麻团一点一点解开。若是没有纪律，个体的自由就是这么个结果。再后来，我等红绿灯的时候不显得那么烦乱了，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最合理的东西就是有红绿灯的指挥。如果人类果真有最小成本的幸福，那么，保证秩序的这种通畅才是最大值的那么一种幸福。我们付出的理性所保证的这种集体的秩序，才反还给我们最好的一种自由。 美国最有影响又备受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安．兰德说，伦理的首要问题不是怎样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具有道德。安兰写了很有分量的哲学书《可行的价值》，字里行间都在论述一个人怎样成为一个理性的个人主义者。我们首先必须清楚人 类为什么必须有道德，这一理由和人类为什么必须遵守一定纪律的理由是一样的。在安兰眼里，道德是引导人们做出选择和行动的价值符号，而正是这些选择和行动，决定了人们的人生目的和人生过程。我特别认同安兰对“幸福”这个我们整天挂在欲望里面的词语的定义：实现价值后的意识状态。安兰认为我们只有通过理性的、道德的生存方式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是的，我们得承认，生命的目标是生理的和精神意义上的安康。生理上的安康我们仿佛都明晓，衣食无忧，身体康顺。精神上的价值包括智力、自尊、艺术、友谊、爱情和美好的职业，它们当中的每一项都能够促进生活的安康。 自由就是一种有道德的利己。 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在播放着垃圾一样的爱情歌曲。这些成千上万的爱情歌曲塞给我们一大些情绪，这些歌曲对我们那些爱情的伤口连消炎药都形不成。我们还看了无数个爱情的悲喜剧。尽管没有人以为爱情对其个体生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这些通俗的伪艺术多半也没法告诉我们爱情当中有什么值得去学的东西。弗洛姆为人类之爱专门写了一本书，叫《爱的艺术》，他无奈地告诉我们，爱肯定是一门艺术，爱肯定不仅仅是一种令人心神荡漾的情感。正因为爱是一种艺术，体验爱的欢愉就绝不会是全靠偶然就能进入那样怡人的情网。日常生活中，我看到大多数男人和女人正在陷入这样的错误意识之中：爱情问题首先是个被爱问题，而不是去爱和有没有能力去爱的问题。其实，爱情的关键问题是：我如何才能被爱，我如何才能成为值得被人爱的人。弗洛姆无比认真又严肃地告诉我们：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 要有纪律地爱他人。这是我所知道的多么精准的获得爱的前提。 我活得越老旧，越知道自己曾经的浅薄，也越知道自己身上的浅薄之处。这些浅薄，竟然在我年轻的时候被当成个性去胡乱地践行。我现在越来越知晓，我必须有纪律地生活，这才是我最通畅的自由。如果我没有找了这种与上天的自然律融会贯通的做人的纪律，我就一定会受到这种天律的罚处，这罚处就是我活着的痛苦与不通畅。爱是一种纪律。我去多么有纪律地爱别人，爱生活，这爱的正能量就会像太阳光照着向日葵一样地照耀给自己。而且，越是在一种群体的纪律缺陷的环境中，我越要弄清楚地知晓什么是符合生命与灵魂的真正的纪律。人人都去讨做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一种与上天的自然律融汇起来的纪律，这反而是我最该警惕的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