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蛰伏的蛇 文： 行者
以前的周末，常去门西的来凤小区，一是买些现包的“汪家馄饨”，二是找小区里唯一的鱼摊。鱼摊其实是一辆三轮车，摊主只卖两种鲜货，食指宽窄的小杂鱼，巴掌长短的野生小鲫鱼。因为女儿不爱吃辣，也没有剔鱼刺的耐心，杂鱼多半被我做成酥脆的椒盐，很少做成大快朵颐的辣味红烧。野生鲫鱼要么趁新鲜，熬炖得了，撒些白胡椒粉和蒜花，喝鲜味十足的雪白奶汤。要么风得半干，去除鱼刺后加入半个剁碎的剔骨猪蹄一起红烧，塞进冰箱放凉了，吃紧实的鱼肉和胶质丰富的鱼冻。 买好馄饨和小鱼，再去南湖的伊斯兰百年老店“七家湾李荣兴”，称上几斤回回的酱牛肉，那可是从不注水的黄牛花腱子，好吃得很。如果时间足够，还会去太平门外龙脖子附近的前湖，那一带到处古城墙，人不多，僻静，可以专心做一些古城砖的拓片。运气好的话，还能顺便摘些野葱或者野蒜。 对拓片的兴趣源于上小学时的一次疏忽。小学有书法课，得自带笔墨砚台和字帖。就那么一回，字帖忘带了，为了不至于上课傻眼，便去了与学校同在一个院子的香林寺荒败的大殿，随便找了块石碑，用作业本纸和铅笔拓下几张碑文。不曾想，我的班主任达式芳老师（达式常的堂姐）不仅对铅笔“拓片”大加赞赏，还顺便说了些香林寺和学校的故事。 香林寺建于南朝的江宁湖熟，开始叫杜桂院，宋代改称香林寺，明朝洪武元年从湖熟迁到南京城里，又叫兴善寺，就在现在的后宰门（厚载门）佛心桥。记述香林寺的志书不少，南宋的《景定建康志》，元代的《至正金陵新志》，明代的《金陵梵刹志》，清代的《上元县志》和《同治上江两县志》，及至民国初年的《钟南淮北区域志》，我都读过。到了明代，南京的大小庙宇超过一百五十座，其中名寺有三，合称“香古毗”，也就是香林寺、古林寺和毗卢寺。早年香林寺香火鼎盛，传说与曹雪芹家族有关，说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建的家庙。《红楼梦》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秦鲸卿得趣馒头庵”里说到的“铁槛寺”，怎么看都有香林寺的影子，应该就是香林寺的原型。非满非汉的曹寅注定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不然也不会在写给丰润兄长曹鋡的信里出现这样的诗句：“枣梨欢罄头将雪，身世悲深麦亦秋。人群往往避僚友，就中唯感赋登楼。”虽有康熙和雍正的隆恩庇荫，曹寅给曹家种下了衰败的祸根最终殃及后代，嗣子曹頫因数罪并罚于雍正六年被革职抄家。到了乾隆年间，曹家彻底衰败，子孙流散各处。随着曹家的败落，盛极一时的香林寺在风雨飘摇中香火渐冷。如今，“香古毗”仅剩下毗卢寺，我偶尔会在腊月初八去一趟，讨碗腊八粥喝。 一九三一年，戴笠在香林寺办了个“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员均由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挑选出来，大约十来个人，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就是这个班毕业的。抗战时期，陈恭澍不仅策划了刺杀张敬尧、石友三、王克敏、张啸林、傅筱庵等大汉奸，还在越南河内亲自参与了对汪精卫的暗杀。晚年的陈恭澍写了厚厚的四卷回忆录《英雄无名》，只可惜，除了第一卷一笔带过“民国二十年春天，校长蒋公在南京香林寺官邸，分批召见我们一百多名从各地归来的军校同学，作个别谈话”，后三卷再无涉及香林寺的只言片语。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沦陷，一些溃败的国军官兵剃光脑袋躲进香林寺。然而，日本军队的屠庙连寺里的出家人也无一幸免。随着最后一炷香的熄灭，香林寺最终断了香火。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香林寺大庙变成了香林寺小学，全称南京市香林寺国立学校。我见过香林寺小学校徽的实物，铜质，倒三角形，图案为中华民国的版图中镶嵌一朵梅花，徽章上的中华民国版图包括了外蒙古。南京解放初期，香林寺南侧面积巨大的多进四合院被改成南京军事学院的印刷厂。一九五二年八月，在印刷厂基础上建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子弟小学，一九六零年学校更名为宇花小学。一九六四年夏天，宇花小学随同全国的军人子弟小学按军委要求一并移交地方。一九六八年年底，香林寺小学停办，并入一墙之隔的宇花小学。同年，南京军事学院迁往北京，南京军区从萨家湾大院搬进曾经的军事学院大院，宇花小学随后充满了我们这些军区的子弟。地处玄武区后宰门的宇花小学常被误听为雨花台区的雨花小学，其实是不同的两码事。 一九六七年，香林寺大殿里供奉的神像被军事学院警通连“破四旧”时砸毁殆尽，据说神像倒塌后到处爬满了蛇。我上小学的时候，香林寺远比如今的模样残破许多，阴森的大殿挂满了蛛网，霉味刺鼻，窗户多半失去了窗扇，正门一直紧闭，常有顽皮的学生翻进爬出。大殿前高大粗壮的银杏至今仍在，没有成为谁家的切菜墩。现在的香林寺大殿已经变成一家私人开设的小医院，医院的正门是香林寺大殿的后门，想想也对，把寺庙改成私人医院，不走旁门左道怕也不成。香林寺改成医院后，我进去绕了一圈，只想看看从前散落在大殿里的石碑，谁知踪迹全无。
小学期间，教音乐的沈克英老师不仅手把手教会我拉二胡，还让我知道了刘天华和他的《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烛影摇红》，华彦钧和他的《二泉映月》、《听松》。达式芳老师除了是我小学期间最后两年的班主任，还兼着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她让我在文革时期尘封已久的图书馆里徜徉了书的海洋，当年，全校学生获此殊荣仅三人。 现在的宇花小学已经遍寻不到过去的蛛丝马迹，也许我们早已习惯埋头故纸堆、老照片和博物馆里找寻历史，对拆毁老建筑再建假古董习以为常。我听过这样一种说法：假如古罗马皇帝哪天醒来，依然认识大部分的罗马街巷。我们没有意大利人那么幸运，对很多人来说，宇花小学只是一所没有历史价值的普通小学，所有的老房子说拆也就拆了，一夜之间夷为平地的尘土飞扬，脱胎换骨的宇花小学再也无从辨认从前的模样。 前年秋天代父母去北京看望九十一岁高龄的厉阿姨。在厉阿姨家里，我看见一张宽度一米四的照片，那是厉阿姨的老伴靳伯伯的遗物——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宇花小学移交南京市教育局前夕，军事学院领导和子弟小学全体教职工的合影。军事学院在南京期间，靳伯伯是学院分管子弟小学的领导。在这张照片里，我不仅看见了靳伯伯，还辨认出小学期间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和启蒙老师，慈母般的路阶萍老师。对厉阿姨的三个儿女和我来说，这张照片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都曾就读于宇花小学。厉阿姨的小女儿秀宁姐姐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战友帮忙，我得到了这张珍贵照片的拷贝。 有关香林寺和宇花小学的说法，除了亲身经历和亲眼看见的，那些从未经历与从未见过的，查阅资料后发现与达老师当年的讲述吻合。铅笔“拓片”背后的故事，让我从那时起爱上了拓片，一爱就是几十年。去西安，碑林的拓片买过很多。去长沙，岳麓书院的拓片也驮回不少。可我还是喜欢自己拓，全国各地到处拓，尤其喜欢猫在城墙下拓城砖，喜欢猫在老房子前拓瓦当，为此没少被蚊虫叮咬得满身大包。年代久了，古城砖风化很厉害，找一块凹凸有致的并不容易。极少数满意的城砖拓片和瓦当拓片，我会写上几行鸡爪小楷，加盖了闲章和名章送去裱褙，然后嵌入仿红木镜框，尽管没有遒劲的笔走龙蛇，却有耐人寻味的质朴和墨香。朋友中喜爱石碑阴文拓片的居多，鲜有我这种对古城砖阳文拓片执著的偏好，只是不少人常来家里横刀夺爱，我就得一次又一次去城墙下挥汗猫腰。 诸如这些烟火气十足的事情还有很多，而且乐此不疲，所以呢，我为自己的胸无大志找了个不错的借口：甘于平庸。 （全文完）
展开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