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涛：《饭牛罗公》 甲 酒桌上来了几位宁都的朋友，说是罗牧研究会的。我为饭牛罗公而敏感，眼睛顿时为之一亮，他迅速成为话题的主角，可惜接下来的谈话却无法为之一震，罗牧的画遗存下来的太少，资料也匮乏，研究的文章稀疏可见。使我更为伤感的是好友们赴当年的“文乡诗国”宁都，竟难见一幅罗牧的画作。 千呼万呼总不出来的神秘大师。 许多人在以各种方式寻找罗牧，比如我的忘年大兄李衍能老先生，跑遍北京、上海的拍卖行，倾其囊，只为罗牧的回归，并以先贤墨迹展的形式，让二十余幅罗牧真迹惊现世人的眼前。 我几乎感动了，这是执着的精神魅力触动我的灵魂。 历史有时偏袒得很，吝啬得叫人可气，对一个开派的宗师惜墨如金，但我总是说莫去怪罪，拨云见日肯定是必然，青山终究是遮掩不住的。 《中国绘画史图录》登载康熙二十八年，即一六八九年，罗牧先生六十八岁时创作的墨笔山水图，评语是“秋林高岫，笔墨浓润。”并有一段文字介绍了罗牧生平。 罗牧（1622——？），字饭牛，江西宁都人，居南昌。能诗，善书画，山水自成一家，称江西派。卒年不详，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年八十三岁尚在。 面对罗牧卒年的那个问号，有人很果断地确定为一七零八年，仅仅是依据谱中的记述，其实并未定论。 饭牛。 倒是有趣的称谓，是的，人们更习惯这样来喊我们的大师，他的出身已经清晰地写在名字里。饭牛既是喂牛，牧者之事嘛。 诠释“饭牛”二字就有必要提到《淮南子·道应》里面的《饭牛歌》： 桓公郊迎客，宁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车后载之。 无疑，罗饭牛也是非常人也。名字之间隐含着非常的志向，他的老乡曾炤先生就写过：“不知饭牛子，叩角为谁歌？” 乙 非常之人，又在为谁歌呢？ 我在衍能先生的收藏展上，凝重地盯着每一幅画，试图找到我所需要的答案，在罗牧于东湖客舍所画的山水前，我久久地伫立，思绪仿佛撞了进去，回到清初。 南昌城内的东湖向来是雅集之地。 水。静如处子。 它不懂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一群留着辫子的英雄从关外一路鞭笞而来，当皇帝先生的宝座在被奴役的国土上不再摇晃的时候，凶光已收敛成温存，狭隘扩展成博大。 于是，琴棋书画成长为一种风景。 在东湖有了关于诗与画的集结，饱受战争痛苦的文人开始吞吐他们的风月，宣纸上泼写淋漓的情怀。 明末清初在中国书画史上堪称一段华章，而南昌东湖占据着应有的一席，只因江西画派从东湖出发，由一个叫“东湖诗画会”的团队开始，而撑旗的就是饭牛罗公。 文人爱上湖泊，更主要的是它的人文精神，若杭州西湖没有掷地有声的文化名字支撑，我们怎么会对它迷恋难返，而南昌城内的东湖是这个城市最具感召力的文化区域，曾巩、辛弃疾、唐伯虎、八大山人，没有一个敢让我们放肆丢弃的名字，我总是说，别忘了，还有罗牧。 从记忆深处请出饭牛先生，大师的旗帜在东湖之滨就是我们的方向，无论揣怀着何种个性，但艺术家的合拢是整体实力的亮相，大师是一团不灭的火。 久远的年代里，久远而老迈的人，他曾居于百花洲，活在水边的原因是他需要水的灵动，身边还有八大山人等一群好友和他一起品茶谈画，罗饭牛组织了南昌有清最早的艺术沙龙，这个品牌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不分贵贱和秉性，都为艺术而来，南昌本土的艺术家承担起这个沙龙的主体，它的档次始终没有超越者。 大清王朝的文化留了一角给东湖。 虽然东湖的水面没有烟波浩淼，从人文的角度，这片不太大的水域已累加成文化的浩淼。等到清初，它又迎来了大师汇聚的时代，湖面衬映出罗饭牛、八大山人、宋荦的儒雅，这是东湖最靓丽的景观，文化的喧腾打破了湖面的宁静。 怀想饭牛罗公，就在怀想我们这个书画圈的过去，那时我们留着辫子，穿着长衫，在百花洲飘扬茶香和酒意的月夜谈文化的浓淡枯湿。 山水的幽深处寻觅饭牛先生，我看到了广博的襟怀，那是罗牧以歌者之姿撑起的江西画派的精神，世代丹青者向着这种精神耗费血躯，这是为艺者的韧性。 罗牧已定格为江西国画的一种遥望，无疑，我们也要为一颗厚实的心灵而歌，为一个长寿的生命而礼赞，饭牛罗公的意义已不再是水墨本身，他是在为区域文化的合力而吆喝，这正是罗牧的杰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卓尔不群的八大山人先生是无法比及的

丙 夕照下的东湖水面凄凄而动人，这是冬天里最瑟缩的日子，我在柳树下踽踽独行。画要到境界是苦的差事，多少年乃至多少代能蹦出几个大师？鲤鱼跳龙门并非易事，数不清的画者一世清贫，别人梦想不到的，一个放牛的外乡人跑到省城来做点茶生意，竟让他成了“一代画宗”，甚至有被康熙皇帝旌为“逸品”的说法。 是谁把罗牧锻造成非常之人？整日与牛厮混的娃遇上了文化，仿佛上天的安排，饭牛罗公的艺术之旅几乎是奇遇。 公元一六二二年，明熹宗天启二年，江西偏远的宁都县里不起眼的钓峰乡黄潭村，祖祖辈辈靠天活命的农家生下了他们的小儿子。谁也不会想到是一个人物投胎到他们家，这孩子就是罗牧。 山窝窝里要出金凤凰，若不走科举这条路，必须要碰见中国一流的智慧，而罗牧的运气首先得助于宁都魏家。 魏家是当地的望族，罗牧拜在魏书的门下，他的师傅字石床，嗜酒如命，或许这一点也传了饭牛先生，罗牧好酒，但不像魏先生在破碎的山河里游荡，用醉来麻痹自己，他诗歌书画，皆得心尽手，罗牧“得魏石床法”，不过青出于蓝胜于蓝，取得了远高于恩师的成就。 与易堂九子的定交使罗牧濡染了中国传统精神的魅力。 最初从南昌来的制茶高手姓林，罗牧跟随林先生学习制茶手艺以谋生计，其实林先生本姓朱，乃宁献王朱权先生十世孙，由于时局的大变迁，到宁都翠微山隐居，名字也由朱议——改为林时益，与他一起来的还有鼎鼎大名的彭士望。 彭先生其实也不姓彭，姓危，字躬庵，后改字为达生，他是一个充满血性的南昌人，浑身还带硝烟的气息，扬州的战事刚刚结束，作为史可法麾下的幕僚，尚不知史先生的生死，而南昌正遭受二十万清兵的围攻。满怀对清廷的血海深仇逃到翠微山，连斋名也叫做耻躬堂。彭士望有一位更有名的师傅：国学大师黄道周，士望遵其父临终遗嘱，当以道周先生为师。这位黄先生以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入江西募兵抗清，在婺源被俘，押解至南京，士望倾身营救未果，道周死前咬破右食指，滴血书联曰：纲常干古；节义千秋。士望先生有《耻躬堂诗文集》传世，我读过他的《九牛坝观牴戏记》，不愧是名家手笔。

在宁都恭候林时盖、彭士望二人的是魏家的三兄弟，也就是著名的宁都三魏，即魏祥、魏禧、魏礼，后来整合成知识分子团队“易堂九子”，领袖当归魏禧。 我更愿意称魏禧为魏叔子，他是清初文坛一个不可少的名字，虽然比罗牧小二岁，能够与人文领域的泰斗相处，并且聆听教诲是饭牛先生的幸运。魏叔子在当下中国的知名度似乎高于同辈的文人，因为我们的教科书选用过他的《大铁椎传》，作为当时最顶尖的一位大家，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流传下来，他的笔记小说常让我爱不释手，如名篇《姜贞毅先生传》、《卖酒者传》。叔子先生的诗歌也极为出众，苍古而质朴，他就曾为罗牧写过《题罗饭牛画》： 左折西桥路，东阜连翠微。 谁将一幅纸，写余心所思。 松下闻声处，溪前独立时。 寒光看不尽，日夕秋山知。 罗牧对国仇家恨似乎还没有太深的理解，他只是以挣钱养家为己任的学徒，但他无意中撞进了中国高端的文化方阵。 恰是这样的团队打起办学的旗号，称“易堂三馆”，并形成气候，甚至影响到了全国。罗饭牛近水楼台，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如饥似渴地在名家名士的指点下求学。 丁 翠微山的日子使饭牛罗公受益一辈子，他出山的时候已经不简单，他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去南昌当“北漂”一族。 客寓东湖，这里是他到繁华省城的落脚点。 有一段时间在宁都与南昌之间为了生活而奔波，那时罗饭牛的主要身份还是做买卖的茶商，但是他丝毫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 饭牛罗公在四十岁以后才完成了他人生最关键的转型，定居南昌，成为职业画家。他对艺术很有感觉，是天份和勤奋的化合造就他江西派之祖的地位。清朝的学者评论罗饭，认为他的“笔墨意在董黄之间”，也就是在董源、巨然和黄公望之间，罗牧崇尚董黄的意境，对前人的学习一丝不苟，有一段仿黄公望山水的跋文，可见他的状态： “全图布景疏疏落落，无重峦叠岭占据篇幅，而高下山水起伏，咸有层次，所谓山外有山，水外有水，——环曲折，极光怪陆离之处，老笔纷披，并无丝毫闪失，所作乃湖上平远风景也。” 罗牧并非是盲目地摹，而是严谨地学。他的山水多以墨笔渲染，笔法粗阔，虚实相生。晚年作品已显见米芾父子的风骨，用笔削繁为简，当我在饭牛罗公的笔墨中看不到他生命的激情，倒是一种老辣可以窥视他泰然的姿式。 这是大师的姿式。就是这种姿式在派别林立的时代，使他所倡导的江西画派和以北宋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同样成为中国人文史上的丰碑。

李廷钰对饭牛罗公的赞赏引起各方的注目，他的发言把罗牧先生放到江西派的首席之尊。文字出现在一七零一年罗牧的一幅《秋林高士图》上： 书画门庭各有行，画须生外熟方臻； 至今源委西江派，犹说饭牛第一人。 “林壑森秀，墨气滃然”准确地评价了罗牧山水，“诚为妙品”已是历史的定论。不过外面再也没有眼福看到罗牧的经典《烟江叠嶂图》，这幅画于南昌德胜门外北兰寺墙壁上的巨幅山水，因寺庙不复存在，画也随之消亡。 文化的建设在轰轰烈烈中开始，它的毁灭也是瞬间倾覆，存世仅二十四年的《烟江叠嶂图》仿佛就是南昌文化史上的一场梦。 康熙二十三年，即一六八四年。澹雪和尚以北兰寺主持的身份对刚扩建的庙寺绘制大型山水壁画，此举得到江西的首脑人物宋先生的鼎力相助，甚至把自己精神层面的理念也请执笔的罗饭牛融汇其中，大师不负众望，以卓绝的才华绘制了他的巅峰之作，宋荦的文化底蕴在清初也是首屈一指的，《烟江叠嶂图》横空出世后，他满怀着激动赋诗五首，仍没过瘾，又写了两首记述罗饭牛的创作，与宋荦心情一样在当时还不少，纷纷以诗咏之。 只是一个叫方峨的宛平人，在他出任新建知县时，迫害澹雪和尚，导致北兰寺被毁，名作也随着寺内的烟江叠嶂堂一起烟消云散，这是文化的悲剧，方峨也成为文化的刽子手。后人无限感慨，叹吟道：“昔闻北兰寺/今见栋花坪/二十四番过/南风朝暮生/壁无罗叟画/地以宋公名/陈迹何须远/苍茫几变更。” 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种痛，人与人之间恩怨且不去评论，若牵扯到文化，那将是历史的罪孽。 我望着东湖水面上的袅袅烟愁，想起温和得像天上月亮的饭牛罗公，是呀，酒和茶喂养出来一介布衣的才情，他是用身体在画，罗牧的魂永远在他的山水里飘荡。 戊 宋荦先生对饭牛罗公来说，该是知遇之恩。罗牧在当时与八大山人比肩的声望里有宋荦的影子。 但我们对宋荦的感觉有点怪怪的滋味，原因就出在让万世仰目的八大山人身上。 从现在的角度，身为江西巡抚的宋荦先生很冤枉，满腹的委屈不知往哪里倾吐。他与儿子宋致都是八大山人最坚定的粉丝，以收藏八大山人的作品为快，有一本《传綮写生册》是八大山人早年在灯社所画，十五个册页中，很多页有宋致所铃的审定印章。 八大山人倒不在乎宋荦对自己艺术的痴迷，在这位大明皇室后裔的眼里，宋荦先生就是清廷的走狗。八大山人的看法并非不在理，宋家的发迹就源于叛逆。 宋荦先生的父亲宋权巡抚顺天府，也就是北京，他那时还是大明朝的高级官员。到任仅仅三天，李自成的农民军来了，宋权即助清军铁蹄驱赶闯王，并因此建功，这确是活生生的汉奸。成也其父，败也其父，父亲当了爪牙，宋荦在声誉上受到影响，不过因父亲的功勋，仕途却顺达得很。宋家干脆一心朝里，为大清王朝卖命，宋荦调任江西，恰逢一群福建人在这里策应夏逢龙的起义，以郑成功的“鄭”字简为“酉”字标识，身着白衣为明亡戴孝，聚三千人之众在江西景动，八大山人先生本对此寄予厚望，结果义军被宋荦先生给镇压了，头领亦被就地正法。 宋家这种经历，八大山人怎能与之相交呢？故此宋荦常在八大山人传述中来陪衬八大山人不愿与官府合作，渺视朝廷的孤傲形象。宋荦铭记大清朝廷制定的怀柔政策，以消除“满汉畛域”的妨嫌为己任，还是设法想打动八大山人，饭牛罗公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朋友，受宋荦先生委托，常在其中斡旋。 让宋荦先生哭笑不得的一幕终于发生了。 康熙二十九年春天，百般无奈的八大山人答应为宋荦先生作画，完全可以想象宋先生的兴奋劲，著名的《孔雀图》诞生了，这幅作品嘲弄为官者的奴颜屈膝之态，宋荦尴尬不已，尤其是八大山人的题诗，狠狠地挖苦了宋荦：“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

八大山人、宋荦皆因一幅画，在历史上留下了谈资。这就是八大山人的性格，与饭牛罗公迥异。 罗牧的心态是“以艺交天下，”所以清朝的张庚先生在《国朝画征录》中说他是“敦古道，重友谊”。曾经是农民和商人的罗牧，懂得生财的道理在于和气，来了就是客，他的朋友里既有抗清的义士，也有臣服的顺民，既有出世的僧侣，也有入世的高官，四海之内皆兄弟是饭牛罗公为人的宗旨，不彰显个性，甚至有一颗容忍之心，使他在江湖上的口碑一直不错，不过，八大山人却有他的看法，在写给好友方士琯信中的“坏话”很能见两个朋友不用的秉性：“昨有贵人招饮饭牛老人与八大山人，山人已辞著屐，老人宁无画几席耶？山人尊酒片肉之岁卒于此耶？遇老人为道恨他不少，且莫为贵人道。”八大山人很坦诚，直言不讳地说罗牧就没有一几之席来画画吗？我八大山人杯酒片肉的日子就到此为止吗？并叮嘱方士琯将自己对罗牧的遗憾转告他本人，但不要告诉请客的贵人，也就是宋荦先生。 或许这就是两位大师的区别，正是如此，饭牛罗公成了东湖边一个关于诗画团体的领袖，而性情傲然且怪癖的八大山人显然就胜任不了。 在艺术上又恰恰成了罗牧的缺点，他名满江淮时，除了出色的画功之外，还有一点雅俗共赏，含有商业的气息，虽然罗牧与八大山人在清初是齐名的大师，但历史让八大山人走向了伟大。 这一切都不妨碍我们对饭牛罗公的崇敬，因为八大山人的境界五百年才有一个，而罗牧与八大山人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时代，他们共同为东湖胜景，为江西争得了艺术上的地位。八大山人的性格是不好做朋友的，而罗牧牛则口口声声把八大山人挂在嘴边称吾友，作为两个为江西生色的名字，交情的确不浅，过从甚密，罗饭牛从魏禧、彭士望那里学会了作诗的本领，兴致来了也会吟哦一番，他写给八大山人的那首作为研究八大山人的文献算是不错的，不妨一读： 山人旧是缁袍客，忽到人间弄笔墨。 黄茅不可置苍崖，丹灶未能煮白石。 近日移居西埠门，长挥玉尘同黄昏。 少陵先生惜不在，眼前谁复哀王孙。 而八大山人也在罗饭牛的山水册页上题过二首诗，颇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远岫近如见/千山一画里/坐来石上云/乍谓壶中起”“西塞长云尽/南湖片月斜/漾舟人不见/卧入武陵花”。 谈到诗就必须要谈到一个人，就是让八大山人先生弄得满脸尘土的宋荦，他是清初诗坛的大家，正是一些共知的原因，也让他遭遇了诗歌史的冷眼。 宋荦先生本人并没有太多的错，身为江西巡抚效力朝廷是职责所在，何况在叱咤风云的康熙大帝手下。不管宋荦是否在为清廷笼络人心，尤其是汉族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他在江西的任上为本地区文化的繁荣立下了不灭的功勋，“东湖诗画会”的后台老板就是这位爱诗爱画爱鉴赏的朝廷大员。 他是多方面的专家，诗歌的成就更大，由于仰慕苏东坡，自号“西陂”，康熙先生也曾亲书这二字赐予他。皇上看中的人自然不简单，十五岁就在宫中的试拔中获头名，从政也当到吏部尚书。他的诗歌也得像东坡先生一样奔放，算是大气之人，与当时继钱谦益先生之后主盟诗坛的王士禛齐名。 识才爱才的宋荦先生对饭牛罗公的感情是极为真挚的，他们友情一直延续到老，客观上对罗饭牛在画坛上的地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荦字牧仲，他在《送罗饭牛入庐山歌》中说：“子以牧为名，我以牧为字。二牧生平偶不同，各于诗画有深寄。”“二牧”之说迅速传为一段佳话。更主要的是这位宋牧仲先生调任江苏后，旋即又在江淮间为罗牧造势，一时弄得拜饭牛罗公为师成了风气。罗饭牛的山水画法因此对江淮带来深远的影响，“其裔人罗洹继承其技，江淮间吴孝侯、崔筠谷等许多人宗之。”罗洹是饭牛罗公的孙子，其实名字应该叫罗煊，在李衍能先生的收藏展上有他的一幅山水，或许是祖父在江淮的影响，罗煊先生也常年居住南京

己 壮游。 艺术家若不出游，那是很乏味的事。 画山水的当然要游荡于山水，以开派宗师的身份出游，这是文化者的出游，画派之间需要碰撞，我为饭牛罗公的脚步而欣喜，一个厚实的男人为文化迈出他的步履。 尤其与老朋友龚贤、恽南田等人的会晤，是大师在精神层面的交流。罗饭牛把出游当作他文化情趣极其重要的版块，脚步显得很轻松，不但为朋友向“金陵八家”之一的龚贤先生索画，还卖回一个妾。与恽南田与四王吴历同称清初六大家，他见到龚贤所称赞的“饭牛子以画名西江”的兄长也丝毫不敢怠慢，同龚贤一样以诗相赠。 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的美好记忆，但我更看重罗饭牛在南昌对一位和尚的接待。 一个王朝在挣扎中被另一个异族的王朝吞噬，于是出现不少的和尚道士，要么躲在庙观里研读文化的精神，要么带着钵或拂尘云游天下，以图保留民族主义思维下的人格。 罗饭牛就与这样一位途径南昌的僧人合作了山水册页，而此位我们通常把他界定为明朝画家，所以他们的共同创作显得格外有趣。这位博学多才的和尚有一大堆的帽子：思想家、科学家、诗人和画家，也有一大堆的释名：无可、药地和尚、浮山愚者……，说明这位通才并不是一位真正的僧人。 我曾看过他在清军入关后出家为僧时，所画的一幅《树下骑驴图轴》，不过在这里更有必要读他的一首感人肺腑的诗歌《独往》：“同伴都分手/麻鞋独入林/一年五变姓/十字九椎心/听惯干戈信/愁因风雨深/死生容易事/所痛为知音。” 他有着悲壮的人生，真正的名字叫方以智。 以智先生字密之，明崇祯十五年进士，正是崇祯皇帝的赏识，使这位“明四公子”之一的学者一生忠于大明王朝。何为铮铮铁骨？方以智即是，所谓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就是他这样。父亲被弹劾下狱时，他不顾个人安危，血疏讼冤。被闯王的队伍俘获，打得“两髁骨见”，为了一颗忠心誓死不肯投降，李自成兵败，方先生乘乱南逃。谁知在南明政权里，因被李闯王的部队俘获过，竟遭到奸人的迫害。后来方先生又遇清军的捕获，在万安惶恐滩头，方以智勇敢地自沉，完成了杰出艺术家最后的惨烈，有幸的是他与罗饭牛合作的册页至今保存。 与罗牧相交的壮士们相比，他的日子就像东湖的水，平和地过着，有时可以从宁静、岚气清润的画中景象看他的心境。 大概过上好日子是罗饭牛，一个从山里走出来的学徒最原始的想法，家仇国恨似乎离他很远，那些在他看来都是有见识的人干的事，罗饭牛始终没有把自己和他们归于一类。踏踏实实地学到本事是他最要做的，然后营生，包括卖茶和销画，是机遇把孜孜不倦的饭牛罗公推到了一个高度，使他成为清初画坛耀眼的星体。 他不寂寞，也不悲凉，透明地活着，以交朋友为生存的快乐，这倒是他的人生哲学。罗饭牛的品格或许比他的画更优秀，画家能做到让人交口称赞的地步，这就是他坦诚着自己的真诚，让我找到罗饭牛山水风靡一时的世俗理由。 庚 东湖一带是南昌文化的一个腹地，它是文人的湖，飘浮着茶汤、残酒和墨香。记住，在清朝有个宁都来的老先生在百花洲饮茶，品酒，画山水，他的门庭外求索如云。 饭牛罗公，以布衣活在大师的称谓里。阅读他的山水，仿佛阅读他幽幽长长的生命。 他比八大山人长四岁，高龄的八大山人仙逝了，饭牛罗公依然捋着白须出游。 二〇一〇年二月于东湖之滨